二战后,美国对德政策经历了从严厉到温和,再到重建与扶植的转变。这个转变的根源是美国国家利益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是这一转变在美国决策层的发生及其对战后德国的影响,都离不开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的推动。由于克莱在美占区负责军事政府事宜,所以他对于占领区的实际情况和盟国管制委员会中的争论最为熟悉,也因此成为美国决策层的情报员,深得贝尔纳斯和马歇尔等人的信任,并为他们主导制定的对德政策出谋划策,甚至是建议和修改。从JCS1067到斯图加特演说,再到JCS1779及货币改革和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这些政策和决定都少不了克莱的作用。由于占领初期美国决策层内部的意见分歧,以及占领工作面临的实际情况不断变化的原因,美国政府始终缺少一套稳定和持久的对德政策。这一方面造成美国对德政策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给占领区军事长官留下了较大的自主空问。换言之,克莱可以在不违反既定占领法规的前提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解释和实施某些政策,控制对德改造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无论是严厉的JCS1067,还是四国一致难以达成的波茨坦公告,都没能束缚住克莱的手脚。克莱一边重建德国的民主政治,一边恢复德国的生产与贸易,将更多的权力转交到德国人手中,要求德国人建立对自己负责的政府。为了尽早实现德国在经济上的自给,他提出并实现了工业水平计划的修改、拆卸计划的中止、双占区的合并,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实施货币改革,促成整个西占区的联合,为迎接马歇尔计划铺平了道路。当柏林危机发生时,克莱力主空运支援柏林,并成功组织了维持西柏林250万市民日常供给的空运,为美国赢得外交优势。总之,无论是战后美国对德政策的制定还是其实施,克莱都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