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国家的建设在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视角下被广泛探讨,但通过考察幕末地缘政治危机背景下民族主义的发展及明治维新在国民与国家结合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应注意到其也是日本国民国家(nation-state)的形成阶段。有关日本国民国家的建设,学界已有诸多研究,但笔者发现这些研究将国民国家的形成与民众日常生活相勾连的意识较少,然而这对以民众的身体感觉重新审视日本国民国家这一存在及从微观角度理解近代日本社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选取都市公共空间(city public space)这一既是权力操纵装置,又是精英话语干涉对象,同时还是民众日常生活场所的“中间存在”为切入点,以首都东京的公共空间为具体考察对象,通过解析官方文本、大众传媒、统计数据、个人记录这四个方面的明治期史料,并参考借鉴有关公共空间及日本国民国家成立的先行研究,来探明日本国民国家的建设如何以公共空间为媒介在日常生活领域展开,并分析这一展开过程的性格与特征。本文主体部分由三章构成,分别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章主要探讨公共空间自身的国民化,即首都东京的公共空间如何被纳入国民国家的框架之下进行重组。第二和第三章则对东京公共空间中身体的国民化进行考察。其中,第二章着重分析了日常生活中以身体为客体的国民化,探讨公共空间在合格的国民身体的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第三章则侧重仪式庆典等特殊场合中以身体为主体的国民化进程,考察以公共空间为舞台的仪式庆典如何生产和输出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以实现国民统合。通过上述三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首都东京的公共空间在日本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不仅自身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被要求将国民国家内含的文明诸原理内化及外化,以发挥维持国家运作、示范国民空间及展示国家形象的作用；其还作为手段(apparatus)参与了身体的国民化改造：一方面,在日常生活场合,国民国家的建设对于身体的一系列要求被以种种形式反映和贯彻在商店、澡堂、剧场、街头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连的公共空间中,通过民众在其中的反复实践来实现对身体的规训,以使民众在客观上具备作为国民所须的资质；另一方面,在国家仪式、庆典、活动这类特殊场合,广场、公园、街道等公共空间又被用作舞台,在整个国土范围内形成中心—周边—外缘的空间结构,通过身体在其中的共时和历时的参与,及将天皇置于结构的中心位置作为“传统”进行演绎,来为对于国民共同体的想象创造横向的空间维度和纵向的时间维度,从而在民众身体上唤起一种积极主动维持国民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的意愿,来保证上述客观资质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综上所述,都市公共空间在日本国民国家的成立过程中扮演着三重角色—被近代知识干预形塑的对象、合格国民身体的训练场、生产和输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首都东京的公共空间因其特殊性被要求更彻底地履行这三重角色。与此同时,都市公共空间作为多个主体(公权、精英、民众)活动的场所及多种文化交织的场域,其为分析探讨日本国民国家的形成提供了细致入微的观察角度。通过对上述国民国家在生活领域展开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到日本国民国家在成立过程中呈现出以下性格特征。第一,明治国家的精英们继承了江户时代消极的民众观,最初就将民众设定为需要通过“反转”这一否定原理方能成为合格国民的负面存在,因而国民化进程多是以否定民众生活现状的方式在都市公共空间中展开,呈现出明显的他律性；第二,围绕公共空间的所属和使用,可以看到国家这一公权独占了对公共性的解释权,挤压民众的生活领域,当“私”与“公”冲突时,不得不“灭私奉公”；第三,以欧洲近代国民国家为“模型”(module)的日本国民国家在其建设过程中,作为“模型”被引进的外来文化在公共空间中遭遇传统文化呈现出一种“不协调”的局面,这既是文化冲突的反映,又揭示了日本文化“杂居”的发展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