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无疑是当代中国一个巨大的历史存在。海内外文革题材作品蔚为壮观,美国华文文学文革题材小说创作亦硕果累累,然而对此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拓展。在本论文中,我试图对美华文学文革题材小说创作的两个作家群——台湾六七十年代作家群和大陆八九十年代新移民作家群的创作概况、走向做一个梳理。第一章从两代华文作家的文化心态出发,浅析两代作家对待文革的态度。台湾六七十年代作家是文革的旁观者,早在文革进行时就写出了相关题材作品。他们是特殊历史的流放者,在美国经历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后仍怀着对文化中国的理想坚守。突如其来的文革打断了这种美好的想象。文革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变态社会”,他们以启蒙知识分子姿态来看待文革。新移民作家们是文革的亲历者,经历文革时年纪尚小,文革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常态经验”。九十年代在美国再回望,血雨腥风的文革恰是他们温馨童年或少年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革在他们笔下少了残酷和厚重的历史感,多了一份对故国的温馨回忆。他们往往把文革作为凸显人性、编织故事的有利背景环境。两代作家对待文革的方式决定了他们作品的基本面貌和格局。第二章论述台湾六七十年代作家的作品。陈若曦、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的作品刚好形成了一个有趣的链条,从呐喊、彷徨、幻灭到信心十足的展望未来,展现了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文革后中国的关注和敏感反应。然而写实的愿望和亲历性的缺乏也使纪实性强的作品少了一份厚重感,他们的叙述简化了文革,对文革发生的前因后果并没有做深刻的反思。除了陈若曦《尹县长》系列由于写作时间在海外引起轰动外,其他作品并没有在评论界引起太大的注意,也没成为他们个人的代表作。第三章论述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主要讨论苏炜、严歌苓、周励、戴舫、王瑞芸、陈谦的文革题材小说。文革是他们的一段童年或少年经验,对文革的书写从一开始出现了两种路子,《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那种自叙传写法,及苏炜《迷谷》《米调》那样将文革作为背景底色编织传奇故事的作品。文革成了他们的人性试验田,把各种故事安插在这里演绎,收获结果。创作趋势逐渐走向对人性的反映和文学技巧上的创新,真实的文革历史状况渐渐被置换为凸显人性的背景环境。这种创作路子是对国内文革小说、知青小说苦难叙事的反拨,展现了对文革题材处理的新的可能性。这些作品中也出现了艺术上成就极高的作品。然而历史感的丧失无限发展下去又将导致文学创作走向另一个深渊。王瑞芸的《姑父》、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适时出现,将人物拉回到文革的历史坐标当中,呼唤读者对文革的严正思考。虽然作品的实际创作没有达到作者所预期的那种反思效果,但这种对反思文革的呼吁反映了美华文学文革题材小说创作的新的转向。第四章统论的美华文学文革题材小说的演进历程,对其做总体的文学史梳理和评价。家园记忆的书写与移民体验书写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两大题材,文革题材写作无疑是家园记忆追述之中成绩最大者。台湾移民作家自觉肩负历史重任,以启蒙姿态书写文革,使小说充满“载道”意味;大陆新移民作家反拨“无根的一代”浓厚的乡愁情绪,同时反拨大陆文革题材小说的那种感伤情调和群体化写作倾向,回忆和想象文革时逐渐走向“言志”,在文学本体建设上也有突出的成绩。新世纪,知识分子重新看到了直面历史、反思文革的重要性,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载道”和“言志”有走向合流的倾向,都将更充分地发展下去。美华文学文革题材小说与大陆文革题材小说发出不同的声音,共同组成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不论数量、质量,以及艺术表现,美华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比中国大陆的文革叙事还要有某些优长之处,为文革题材小说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