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一个国土广阔的大国,各个省份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先天因素差异较大,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大力率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在经济上取得绝对领先的地位,省际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基尼系数从2003年到2018年长期高于国际收入差距0.4的警戒线,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随着中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增大,用于提高儿童健康资本、人力资本的父代收入也随之出现了差异,差异的大小和程度在中国各个省份不尽相同。学者们和政策分析家担忧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高收入家庭的儿童比低收入家庭的儿童拥有更多的优势,随着优势的积累,高收入家庭的儿童往往更容易成为高收入的成年人,即个体青少年时期的父代收入和其成人期收入之间的联系会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变得更加密切。通过系统地梳理国内外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相关文献,发现不平等对流动性的影响效果会因国别而异,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结论往往并不一致。对于国内而言,由于关于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性影响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成果并不丰富,因此以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程度都与欧美等国家不同的中国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推动理论界对收入不平等影响代际流动问题的认识。其次,由于近年来,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代际收入流动性保持不变的结论相继被研究出来（Chetty,Hendren,等,2014;Bloome,2015）,这些研究引起了人们的疑问:为什么在收入不平等急剧上升的时期代际收入流动性没有下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促进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目前虽然大量文献记载了政府公共支出有助于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性,但以实证检验出政府公共支出调节不平等与流动性关系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关于子代青少年时期的政府公共支出能否缓解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对流动性的负面影响,我们所知甚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着重探索政府公共支出调节不平等与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进行Duncan路径分析,该路径分析旨在说明不平等通过影响与子代创收相关的技能的分布、技能的传递率、技能的回报率三个因素继而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并且阐明了由于抵消效应的存在,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之间的关系是模糊的。其次,使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新中国60年统计汇编》及各省历年统计年鉴数据对收入不平等和人均政府公共支出进行省级衡量。最后,通过构建测度代际收入弹性的线性回归简单交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系数模型,评估基尼系数、政府公共支出在年份-省份层面上的变化是否影响了收入的代际传递效应,从而探究中国收入不平等、政府公共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将政府公共支出、基尼系数同时引进模型,建立包含政府公共支出、基尼系数与父代收入三项交互的随机系数计量模型,从而验证不平等-流动性的中介因素公共支出的调节力度。通过对1975年到1997年出生的子代受访者所在的家庭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第一,子代在青少年时期经历的不平等与成年后的收入没有稳定的关联;第二,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性;政府的公共支出有助于促进代际收入流动;第三,政府公共支出缓解了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抑制作用,即政府公共支出抵消了收入不平等从而防止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下降;第四,公共支出虽然能够缓解收入不平等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抑制作用,但只能在较高支出水平下才能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尝试从不同水平的政府公共支出视角下来审视收入不平等与代际收入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将宏观层面上的政府公共支出、收入不平等与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相结合,建立包含公共支出、基尼系数与父代收入三项交互的随机系数计量模型,从而量化出不平等与流动性的中介因素政府公共支出的调节力度,检验方法十分新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