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现代文学的交流史上，戴望舒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他以辛勤的劳动，翻译了法国、苏联、西班牙等国的文学作品。而社会背景和心理气质双重因素的契合，又使得戴望舒在众多外国文学思潮中，对法国的象征主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其代表作家波德莱尔情有独钟。从戴望舒对波德莱尔作品的翻译来看，他的《〈恶之花〉掇英》是中国译介波德莱尔的重要文本。在戴望舒的诗歌和诗论中，波德莱尔的诗歌及其理论对他的影响也很明显，从主题到艺术手法都深深刻上了他的烙印:在诗歌中，他公开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几乎完全继承了波德莱尔从恶中发掘美的思想，用激越的情感批判整个社会的陈腐，又用世界性的眼光呼吁新社会的到来，摆脱这个恶的世界，达到彼岸世界。在艺术手法上，戴望舒的诗歌也继承了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的形式和表现手法;在诗论中，他大胆借鉴波德莱尔的象征和感应理论，并在吸收波德莱尔的文论的基础上融入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和美学原则，做到了中西合璧，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诗歌理论。戴望舒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的影响，其象征主义也表现出与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不同的特点，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抒情诗的艺术风格。本文目的在于将戴望舒与波德莱尔的关系从整体到具体作品都做出全面剖析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