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源自1979年刑法规定的流氓罪,1997年刑法废除流氓罪后,寻衅滋事罪作为其表现形式之一被分解出来作为独立的罪名得以确立。现行刑法第293条将寻衅滋事罪按照不同的行为方式分为四种类型,2011年通过并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以及2013年实施的两个司法解释对寻衅滋事罪作了进一步完善。然而,在司法实务界,寻衅滋事罪的运用存在诸多问题,将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不当地认定为寻衅滋事罪的情况大有人在,因此对该罪司法困境以及完善路径的研究成为必要。本文总共分为三个部分,大约20000字左右,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介绍了寻衅滋事罪的现行规定,并通过理论界及实务界争论较大的两个案例“温岭虐童案”和“方舟子遇袭案”来引出寻衅滋事罪的适用现状,即罪与非罪的认定、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一直是司法实践的难题。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寻衅滋事罪的司法困境及其主要表现。一方面是由于寻衅滋事罪在客观行为方式上不具有独特性,与其他相关罪名行为方式的重合,必然导致该罪与相关罪名难以区分的问题;另一方面“流氓动机”作为寻衅滋事罪特有的主观要素,在司法认定上是难以把握的,因此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逐渐出现了客观归罪化的趋势;此外,寻衅滋事罪是情节犯,情节的程度决定该罪成立与否,司法解释对寻衅滋事罪四种行为类型的情节的规定采用了弹性较大的用语,规定不够明确,导致情节问题在实践中认定困难。第三部分,主要针对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困难,探讨寻衅滋事罪的完善路径。首先,认可寻衅滋事罪的存在价值;其次,分析寻衅滋事罪的立法意图主要考量的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其刑罚目的应当是在实现报应的同时,更加重视预防,从而实现预防与报应的统一;再次,从寻衅滋事罪的立法目的及刑法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出发,提出寻衅滋事罪入罪标准的修改意见;最后,从寻衅滋事罪的量刑与其他犯罪行为的量刑不相匹配、较重刑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增加罚金刑是刑罚完善以及衔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需要等方面,提出寻衅滋事罪的刑罚设置上应减轻刑期与增加罚金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