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和社会建设的相对滞后是当前困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突出问题。从制度角度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创新与建设,正在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其百年来如此持续、深刻、快速、全面的转型历程,一直吸引着国内外诸多研究制度变革的学者进行学术分析和实证考察,更成为诸多思想理论影响国家治理实践、争夺强势话语地位的交流交融交锋之所在。就制度变革理论而言,罗伯特·古丁等在《政治科学新手册》中认为,继行为主义、理性选择主义之后,时至今日仍方兴未艾的新制度主义已成为20世纪以来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第三次革命”。制度研究已经处于当代政治科学理论的中心地位。不仅在西方,以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在中国也受到热捧,并一度成为制度经济学等领域的热点。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的制度变革思想在今天的研究状况则相形见拙。对这一思想的研究没能使之形成真正完备的制度变迁理论,未能很好地回应来自诺斯的诘问,也很少谈及制度变迁的价值取向。事实上,仅就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而言,马克思制度变革思想既具有理论结构,也是一种分析工具,值得我们继续挖掘。钱穆曾认为,研究制度,不该从制度本身来看,而该会通着与此制度相关的一切史实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以马克思制度变革思想为研究对象,分别探讨其两个层面的制度变革思想;其次,以此为分析工具,以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社会治理制度沿革为分析重点,努力在对历史事实的追索中验证理论,同时也为未来我国治理制度的转型和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正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制度变革思想:马克思制度变革思想的统领。马克思所指的制度内涵有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这是作为对现实生产方式特定表达的根本制度;二是基本层面和具体层面的制度,是根本制度在文化、法律、社会管理等诸多领域中的具体反映。这一部分着重探讨的是马克思关于宏观层面制度变革的思想,本文称之为宏观制度变革思想。马克思对制度及其变革的研究主要是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的变革,首要体现为社会基本形态的更替。在其浩如烟海的著述中,虽没有对于制度及其变革进行学理上的明确界定,却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这一主旨。本文对于马克思宏观制度变革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马克思对于制度变革的价值取向。依据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这一主题形成发展的线索,本文尝试分别从马克思对于政治解放阶段制度变革的价值评判和对无产阶级专政阶段以及未来人类解放阶段制度的应然价值前瞻展开。二是马克思关于制度变革动力系统的思想。本文尝试分析并归纳马克思关于制度变革动力的静态结构和演化机理的思想内容。就其静态结构而言,现实的人的需要是制度变革的原动力,阶级矛盾、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等等构成其内生动力,而外生突发事件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等构成其外在动力;就其动态演化而言,本文认为在马克思的相关思想中体现了:作为多元因素复杂作用的结果,制度变革动力系统按照某种“…均衡——非均衡——再均衡…”的内在机理进行着动态演绎。第二部分是社会管理制度变革思想:马克思制度变革思想的重要构成。马克思制度变革思想的第二个层面是指基本层面和具体层面制度变革。这一层面的制度变革涉及广泛,包括文化、法律、社会管理等相对具体的领域。这一层面的制度变革与前述的宏观制度变革相比较而言,宏观层面的制度变革是基本层面及具体层面制度变革的根本指导,为后者提供了价值方向和动力分析;而后者是前者的具体体现,对前者进行了理论拓展和实践检验。二者彼此关联,紧密互补,构成一个立体而丰富的结构。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都对社会管理进行过专门论述,而社会管理领域本身也是理想的研究对象,因而本文对于马克思制度变革思想第二个层面的考察集中于社会管理领域。这一部分尝试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马克思社会管理制度变革思想。包括从宏观制度变革的角度出发,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的批判性分析、对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管理制度的过渡性及其方向的透析、对于未来社会管理具体制度的审慎态度和前瞻。对于资本主义阶段,在兼具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双重职能的制度下,消灭资本主义生存方式是无产阶级挣脱资产阶级控制的最终出路,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展开斗争是无产阶级不应放弃的斗争策略。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马克思分别以审慎的态度提出了相关制度的特征、构想和前瞻;二是通过对列宁、斯大林在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马克思社会管理制度变革思想的继承、发展及其经验教训进行梳理。第三部分: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变迁中对马克思制度变革思想的继承发展。马克思制度变革思想不仅直接指导了列宁、斯大林时期的革命和建设,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这一部分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变革的演进为研究对象,尝试分别从历史变迁和逻辑演进两条线索展现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历史变迁方面,主要梳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制度变革思想、并充分汲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制度建设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逻辑演进方面,分别从价值导向、动力结构以及演化机制三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管理制度变革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治理”正式进入官方话语并得以普及,因此本节在涉及这一阶段之后的相关思想创新和实践探索皆以“社会治理”加以指称。第四部分:我国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现实挑战与发展路径。本章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我国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和挑战。这一节首先分别从当前我国农村和城市两个治理空间中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现状和实践探索展开论述,再从社会治理制度改革动力和价值共识的角度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制度创新面临的挑战。第二部分,是我国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发展路径。本节以马克思制度变革思想、尤其是其社会管理制度变革思想为依据,重点从我国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合力生成和价值认同两大方面展开论述,以期为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