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贵”问题一直是我国医疗改革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个人医疗费用支出比重较大，人们的医疗负担过重。另外，公立医院欠缺公益性，过度追求经济效益，以药养医，致使“看病难、看病贵”现象加剧。2009年“新医改”以来，随着我国医保覆盖率的大幅提高，以及药品加成的逐渐取消，“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依然过高，因此，降低个人卫生支出比重成为医疗改革中的热点问题。　　从研究导向上看，已有的研究一般是从经济学视角，以经济理论为导向，研究个人卫生支出占比对居民或家庭的影响，得到的结果并不唯一确定。本文将从大数据视角，以统计学数据驱动为导向，利用浙江省的数据，建立非参数路径收敛模型体系，推广线性路径识别，进一步嵌入变量自动剔除非线性技术，解决逐步回归或主成分法无法剔除非线性无关变量的缺陷，从而识别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的决定因素及其政策效应，实证结果表明:　　第一，浙江省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的决定因素，线性相关的有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的一阶滞后项、医疗收入占比、药品收入占比和财政补助占比，非线性相关的有医院的职工人数、病床使用率、资产收益率、医保覆盖率、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是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的决定因素。　　第二，决定因素的作用机制日趋复杂。2008年以前，线性部分起主要作用;2008年以后，非线性部分起主要作用。线性部分中，个人卫生支出占比的一阶滞后项的作用最大。非线性部分中，2008年以前，资产收益率的作用最大，人均可支配收入次之;2008年以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作用较大，医保覆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次之。　　第三，相对于基准模型，线性作用机制的因素主要表现为规模挤入效应，而非线性作用机制的因素主要表现为负向配置效应。2008年之前，资产收益率的配置负向效应最大，其次是人均可支配收入;2008年之后，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大，医保覆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次之。这意味着考虑资产收益率、医保覆盖率、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可支配收入，可以有效降低个人卫生支出占比。　　第四，从单个宏观因素的扩张政策效应来看，医保覆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扩张政策，在医疗改革体系逐渐形成时期，实施效果最佳。近年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适度扩张政策，则能够使个人卫生支出比例持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看病贵”问题。另外，所有的对政策因素增大50％的持续扩张政策，都没有达到政策效应显著增加的效果，可以认为，扩张政策需要适度，过犹不及。　　第五，在三种宏观政策因素的协调作用下，综合的政策效应并不是三个因素政策效应的简单加和，可见，这些因素与个人卫生支出占比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线性的，这也另一方面证实了本文采取的半参数方法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