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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际分工日益向产品内分工深入，中国制造企业以国际代工的形式嵌入由西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逐步实现了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及一定程度的功能升级，然而多数在GVC底部低端环节进行国际代工的本土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并未得到根本提升。随着创新活动的全球化解构与创新体系的全球化建构，发达国家旗舰创新企业主导的全球创新链(GIC)成为GVC演化的新动态与新趋势;本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语境，正在由传统GVC嵌入向如今GIC融入及创新能力培育新情境强势逆转。然而，发达国家旗舰创新企业主导的GIC治理及其创新效应仍是“黑箱”，本土GIC研究仍停留在概念和初步思考阶段，迫切需要理论探索与实证问道。 突破主流GVC理论研究的“同质性”链条假设、只关注“嵌入性”分工模式、治理空间情境缺乏、只关注技术能力之“鱼”而忽视创新能力之“渔”等诸多范式局限和理论争议，基于模块化理论、创新过程理论、产品内分工理论和创新空间理论等，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揭示了本土制造企业与旗舰创新企业二元关系视角的GIC异质性维度:解构类型异质性、分工模式异质性和空间情境异质性。更进一步，厘清了GIC治理是创新主体围绕创新知识竞合博弈、关注知识使用权且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创新知识资源，进而获取创新能力根本性提升的“渔”效应的内在机理。同时，探索了GIC形成与演化的驱动因素，并将其概念化为技术范式、技术距离和话语权。 在理论探索基础上，构建了异质性GIC、驱动因素与“鱼/渔”效应的实证模型，基于80组“本土制造企业—旗舰创新企业”二元关系样本，用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方法，识别了影响本土制造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培育的关键因素，攫取了本土制造企业GIC治理功效“鱼/渔”效应获取的典型路径构型。本文丰富和深入了GIC及其治理研究，推动了组态视角复杂构型研究的发展。根据实证结果，本文主要结论有: (1)部分企业通过GIC治理可同时获取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双向提高的强“鱼/渔”效应，其治理功效不局限于技术能力获取的“鱼”效应，而是表现为创新能力根本提升的“渔”效应;离岸治理模式最不利本土制造企业创新能力的获取，相对话语权缺失是本土制造企业创新能力培育的最大障碍; (2)技术范式变革、技术距离大、相对话语权高的情境因素，有利于离岸治理的ODM模式跨国供应型企业、OBM模式架构代工型企业，以及境内治理的OEM模式架构代工型企业获取强“鱼”效应;而技术范式变革、技术距离大的情境因素，不利于相对话语权低且离岸治理的OEM模式架构代工型企业获取强“鱼”效应; (3)技术范式稳定、技术距离大、相对话语权低的情境下，境内或离岸治理的OEM模式模块代工型企业、离岸治理的OEM/ODM模式架构代工型企业，均难以获得强“渔”效应，而相对话语权高的离岸治理的ODM架构代工型企业可获取强“渔”效应; (4)技术范式变革、技术距离大但相对话语权低的情境特征下，TBM模式架构代工型企业和境内治理的OBM模式跨国购买型企业，可获取强“渔”效应，而离岸治理的OBM模式跨国购买型企业难以获取强“渔”效应; (5)技术机会匮乏和相对话语权缺失是导致本土制造企业弱“鱼”效应的关键情境因素，尤其不利于离岸治理的OEM模式跨国购买和模块代工型企业获得强“鱼”效应;技术范式变革、技术距离大、相对话语权高的情境因素，最有利于ODM/OBM模式架构代工型企业获取强“渔”效应; (6)技术范式变革、技术距离大、相对话语权缺失的情境特征下，境内治理的TBM模式架构代工型企业，可获取强“鱼”效应;技术范式变革、技术距离大的情境因素，有利于境内治理的TBM模式跨国供应型企业获取强“渔”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