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金融危机，无论是对于实体经济，还是对于虚拟经济来说，都是一个重要转折。危机之前，由于实体经济缺乏主导产业驱动力，以FIRE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成为网络经济破灭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美国产业结构的一系列变化均根源于此。金融市场的持续繁荣，引发了金融机构杠杆过度，超出了实体经济的需求，并最终引致了危机。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增长必将回归到实体经济上来，那么，实体经济未来的驱动力在哪里？新的实体经济必然有新的融资需求，它会对融资体系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美国的金融体系又需要进行哪些调整来适应新型实体经济的要求？未来的融资体系制度安排将会发生哪些变化？本文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回答以上问题。此次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实体经济从高碳化向低碳化转型的重要转折，它一方面造成了美国彻底扭转之前态度，转向低碳融资战略，另一方面又会从运行机制、融资工具、盈利模式和经营杠杆等各个方面重塑美国的低碳融资体系。　　本文的研究视角并非是研究此次“次贷”危机以及之后重建世界经济新秩序这一宏观命题，也并非研究气候变暖导致的低碳经济以及低碳技术的发展这一自然现象（那主要是自然科学家的任务），而是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来研究世界经济重建对于美国低碳融资发展的影响效应，是以低碳融资这一金融命题为着力点，重点探讨金融背后的美国经济基本面变革这一宏观命题，分析金融系体系在经历“去杠杆化”之后，如何适应新型世界经济范式的要求，进行全方位的自我调整。　　本文首先探讨世界经济重建的背景、内涵、主导产业以及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其次系统梳理和分析美国低碳融资发展的现状，尤其是在危机前后，低碳融资发展经历了停滞不前到加速发展的巨大变化。接着，着重分析世界经济重建对于低碳融资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在低碳战略选择以及融资制度安排两方面。最后，引申分析了美国低碳融资的新动向和变化趋势对于中国的影响和启示。　　本文综合运用了多种分析方法，包括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归纳分析和比较分析等等，对于危机前后美国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内的重大变化进行了深入剖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或观点包括:　　第一，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作用角度，分析危机前美国产业结构的形成根源正是在于金融过度。由于虚拟经济繁荣带来的财富效应，支持了美国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金融业的畸高利润，大幅提高了制造业的机会成本，是加速美国工业空心化的重要推动力;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大于国内可供消费的商品和劳务，出口价值无法抵补进口价值，是造成贸易赤字的重要原因。　　第二，世界经济重建是危机后美国改变低碳融资态度的关键变量。由于危机后金融创新的融资功能趋于弱化，且美国长期倚仗的美元国际地位和石油美元定价机制面临挑战，而低碳经济将成为规制世界经济格局的新规则，低碳—X元取代煤炭—英镑和石油—美元也将成为必然趋势，美国不得不顺应形势，大力支持低碳融资，再谋世界领导地位。而从国内实体经济的驱动力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中，低碳产业也是最佳选择。　　第三，新型世界经济新范式决定了金融体系杠杆率将回归均衡水平。金融体系杠杆率的变动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每次大的危机爆发前都会出现杠杆率的峰值，之后趋于下降。而且杠杆率与金融业的盈利水平存在密切正相关关系。因此，危机之后，随着金融监管的加强、金融创新被限制以及低碳经济所决定的融资结构变化，未来杠杆率将经历先降后升的过程，最后稳定在11-12倍的均衡水平上。与之相适应，金融业的盈利模式将趋于涟漪化，总体盈利增长放缓，但波幅变小。　　第四，低碳经济催生低碳金融。低碳融资具有“五高”要求:资本密集型要求高，风险程度高，时效性要求高，金融创新技术要求高，金融市场互动要求高。间接融资由于其资金来源的特殊性，难以满足低碳融资的需求。从技术生命周期来看，目前低碳产业正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时期，远没有成熟，这就决定了融资结构必将以风险投资和产业基金等直接融资方式为主。　　第五，目前我国尚未感到发展低碳的压力，低碳融资发展相对缓慢，主要是由于:一是我国目前是世界上碳减排市场上最大供应国，尚无需承担碳减排责任;二是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实体经济的增长动力充足，经济转型的压力不大;三是金融体系受资本项目未开放，未受到此次危机冲击，且长期以来杠杆率不高，此外受丰厚的利差保护，发展低碳融资的动力不足。但是，仍要充分认识到加快发展低碳金融的必要性，既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民族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是为了在规制世界经济格局中，争取更多的碳币发行权和货币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