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基调下，孝道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传统社会的生活底色。如今，在文化碰撞愈发激烈的局势下，如何吸取儒家孝道思想，将其与当下社会发展相结合，已然成为了中国现代社会的重要课题。基于船山在特殊历史境遇下对儒家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开新，本文将以王船山孝道思想的哲学基础为题，试图对其孝道思想中的价值结构和哲学依据展开梳理，希望能为孝道思想的现代化诠释提供些许参考。
　　关于孝道的存在，王船山在“气本”论的视域下，确立了孝道与人之具体存在的内在联系。基于本体之“气”的真实存在和气化“生生”的发展模式，他在“天亲合一”的架构下确认了孝道的存在基础与价值内涵。面对本体之“气”对于天地、父母的贯通，王船山肯定父母作为具体存在的价值意义，认为父母对于子女的创生价值贯通于“气”之“生理”；在此，船山强调人子行孝表现为善事父母，实际上是对父母(天地)之“生理”的继成；进而他以“生理”释孝，确认了孝道所蕴涵的超越价值。同时，基于“天”远“亲”切的自然距离，王船山肯定父母作为直接根源的特殊意义，认为天地对人的化生实际上是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生养，是父母对理气的主动“继成”；由此，面对父母作为人的直接根源，船山肯定“事亲以事天”的自然条理，认为人对孝道的落实是人得以知晓天地之“生理”的开端。同时，基于本体之“气”的确立，船山以“理在气之中”的模式转换了朱熹理学中“理”在“气”先的架构，指出“天理”与孝道的价值贯通依存于“气”对于具体之人的化生。进而，在“道者器之道”的架构下，船山肯定孝道对于人之具体存在的依存，认为孝道的存在是以人之具体存在为实存根据。由此，船山则以“治器者则谓之道”的思想发展了“守身以事亲”的命题，认为孝道真实存在的关键在于人子对自身存在的发展。基于父母所赋予的全备“体性”，船山强调孝道践行对于彰显人禽之别的现实意义，指出“守身”所守的不是生物学上的形体机能，实质上是人之为人的价值底线。
　　关于孝道践行的价值依据，王船山在“气本”论的视域下，以“气质之性”的确立，发展了程朱以性论孝的思想架构。基于“习与性成”与“日生日成”的思想，船山肯定人性作为当下存在的价值特性，是支撑孝道得以落实的实存依据，而不是包涵孝道全部内容的绝对实体，进而确立了性体孝用的实存关系；基于人、物的气质差异，船山则以“善者，人之独”和“人无有不善”的思想，肯定孝道乃人所独有的普遍伦理。在性体孝用的实存关系中，船山以人性内在的特点，确认了人子作为行孝主体的存在，强调人子对于孝道践行的自主与自足；同时，他还以性情之辨的模式，继承了朱熹以“爱之理”为性、以“爱”为情的思想，肯定孝道内涵为“爱之理”而非“爱”。由此，在孝道的落实上，王船山发展了依性行孝的脉络，在继承孟子“不学而知，不虑而能”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性主学辅”的思想，认为人子践行孝道的关键在于对自身人性的自觉，而“学”的作用则是对孝道具体表现的辅助。同时，基于孝道为人性最为切近的发端，船山肯定了“以孝知性”的命题，认为人子对孝道的落实其实就是体认自身内在人性的起点。
　　关于孝道的具体落实，王船山基于“心”对人性的涵具与彰显，强调仁义之心为人子依性行孝的内在动力，并把依性行孝的理论架构发展成了以心行孝的践行机制。在张载“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的基础上，船山发展了“心含性而效动”的思想，认为涵具人性的仁义之心是孝道得以践行的主导，强调孝道落实的关键在于仁义之心的发用，进而取消了依据外在职分来践行孝道的可能。基于仁义之心的挺立，王船山将“性主学辅”的思维模式发展成了“格致相因”的修养工夫：“致知”为内，是对仁义之心的挺立；“格物”为外，是对事物之理的探究。“格物”的落实是以“致知”确立仁义之心为价值导向，而人子对孝理的“致知”则体现在“格物”之中。面对仁义之心为行孝的内在动力，王船山在儒家“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修养路径上，强调“心”的推扩作用。由于孝道为人性的最初发端，船山肯定行孝是仁义之心切近且精实的表现；因而在推扩仁义之心的路径下，他肯定以孝养“心”的存在，确认了宋儒“孝为为仁之本”的思想。而在仁道的具体落实上，船山则以“天理自然之节文”的确立，肯定差等之爱的存在，指出差等之爱是展现仁道的必要形式，以此肯定“亲亲仁民并行不悖”。
　　王船山沿着从本体，人性，工夫的哲学脉络，分别在天人之际和人之具体存在的层面系统地阐述孝道存在的真实基础，人子行孝的人性依据与内在动力。在此，基于“气本”论的确立，船山围绕“气”的真实存在，实现了对先儒孝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诚”之价值的追求下，他不仅将孝道从超越的“天理”层面拉回到了人之具体存在的层面，更是在切实的践行中凸显出孝道对于天地精神的贯通，肯定了孝道所具有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