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收问题受到了更多的关注。近年来,我国激进避税行为日益严重,这直接给我国的财政收入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不同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不同,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企业税收规避行为的差异?经过大量研究后发现,在“新兴加转轨”的经济体制中,利用基于“关系”而构建的交易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众多企业的选择。目前来说,学术界对于关系型交易的研究相对成熟,但从税收规避的角度研究关系型交易对税收规避的影响相对少见,因此,本文试图探究关系型交易如何影响企业的税收规避行为。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随着股东与管理层利益冲突的不断增加,高管可能会从自身效用最大化出发对公司避税行为产生影响,高管行为如何影响关系型交易与公司避税?因此本文引入在职消费作为调节变量,检验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在职消费与企业税收规避的关系。本文首先依据供应链整合理论、有效税收筹划,研究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与公司避税之间的作用机理,依据委托代理理论来研究管理层在职消费的调节作用。选取了2008-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检验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与税收规避的关系,以及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与在职消费两者的交互项对税收规避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1)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程度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高。(2)管理层在职消费的增加能够弱化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与税收规避的正向关系。(3)对样本进行产权性质的区分后发现:供应商/客户关系型交易与避税的正向关系、在职消费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非国企组比国企组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厘清我国公司的关系型交易及内部管理层行为的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依赖关系型交易的企业更偏好于选择激进避税,而董事会作为公司利益的权衡机制应考虑非财务利益相关者的诉求,选择最优税务决策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其次,使用多种监督管理手段及激励措施监督高管隐蔽的财务自利行为,将是企业在今后的公司治理中应重点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