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民俗学视角,着重探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郑州回族婚姻习俗的变迁,以及这些变迁对于回族文化传承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回族是中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公元7世纪中叶,大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经海路和陆路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以及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定居。公元13世纪,蒙古军队西征,中亚的穆斯林大批迁入中国,以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移民、波斯人、阿拉伯人为主,后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分,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回族。由此可见,回族是融合多种民族,多种文化而形成的一个民族。本文在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了郑州回族的起源、分布、居住状况以及经济、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发展状况,另外还简要介绍了伊斯兰教对回族婚礼过程的规定。郑州最早的回族始于唐代,当时,一批阿拉伯商人和使节经由陆路和海路来到中国,郑州地处中原,交通便利,也是西去两京的交通要道,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蕃客中,有一部分人选择留居于此。宋代,郑州地处京畿要地,是汴梁的四辅郡之一,当年东京汴梁的繁华景象吸引了大批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商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便选择在郑州定居。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族”在这里娶妻生子,繁衍后代,逐渐融入了当地的文化之中,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又使他们保持着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在历史的进程中,伴随着文化融合与民族自我意识的角力,回族这一民族最终形成了。但是,由于政治压迫、民族歧视等原因,不论是在汉族统治的时代,还是少数民族政权的王朝,回族都很难拥有自己的话语权,直到建国之前,郑州的回族都始终处于一种经济落后,文化水平较低的境况之中,和当地的汉族百姓一样,遭受着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和压迫。建国后,回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文革”又使回族的宗教信仰受到了重创,清真寺被关闭,阿訇被批斗,这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郑州回族婚俗特征不明显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后,郑州回族的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状况也达到了极大改善。伊斯兰教作为回族的宗教信仰,不仅对他们的婚姻有着诸多的规定,同时也规定着回族的婚礼形式。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了郑州回族的婚俗和变迁情况,以及相邻民族文化对郑州回族婚俗的影响。郑州的回族婚俗融合了伊斯兰教对婚姻的诸多规定,同时也吸收了郑州本地的汉族婚俗,但是,仍然保持着自身明显的特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加深。回族是中国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虽然有着围寺而居的传统,但总体而言,还是长期处在与其他民族杂居的状态之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民俗也不可避免的面临着现代化、西方化的冲击。民俗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产生变异,同时,社会也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已有的社会习惯和风俗进行筛选。在面对现代化的冲击之时,郑州回族的婚俗在抗拒与变迁中重新模塑着自身的形态。本文的第三部分着重探讨现代进程中回族内部的两个变化——家庭结构的改变和边缘化回族的产生,以及这些变化对回族婚俗的影响。郑州的回族长期与汉族杂居,他们保留了回族围寺而居的传统,有本民族的聚居区,在城市之中形成了一种“孤岛”的状态,同时也保留了本民族特有的传统习俗。而由于工作、学习等原因造成的生活环境的改变,使回族脱离了原有的社区,处于汉族文化的“包围”之中。无论是族际通婚还是生活环境的改变,都直接影响着回族社区的基本单位——家庭。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场所,同时也负担着文化传承的功能。但是在回族社区由聚居向散居逐渐变化的今天,家庭模式同时也由扩大式家庭向核心式家庭转变,家庭记忆得以传播的有利条件也渐渐不复存在了。边缘化回族的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原因:族际通婚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在族际通婚的过程中,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逐渐进入到回族的生活之中,并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后代。在这些经受着汉族文化浸染的核心式的小家庭中,回族传统文化的色彩不可避免的处于一种逐渐淡化的趋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