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倾向性问题是忽略思想产生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用主观的想象和臆测，用形而上学的先验之见解释古人的思想。这种倾向导致了思想史研究中的言人人殊，甚至彼此对立，使思想史的研究总是游离于科学研究之外缺乏基本的可信度。而且在研究中往往忽视思想家提出问题的针对性，对于古代思想的理解和把握常常不是思想的本质和主流，致使在许多问题的理解上不得要领。思想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文化的其它部分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如果看不到与它紧密相连的那些因素，就不能正确和完整地理解思想家和思想史。本文力图通过考察墨子所处时代的社会状况，着重把握思想的针对性，联系时代背景，结合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在新的研究视点上理解墨子思想。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儒墨相非原因的讨论中反思前人对墨子思想的理解，过去的研究多从主观臆测或形而上学出发，忽略了思想产生的时代性和它的针对意义。虽然有学者已经指出思想史研究要注意结合思想产生的社会状况，但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却不易做到。所以本文力图通过对社会和时代状况的分析来把握墨子思想的本质内容和时代意义。 第二部分就墨子的节俭思想进行分析。当时社会的贫困、社会财富增长之不易、上层社会的奢侈浪费以及中国文化“上行下效”的特点，这些社会和文化现象使墨子意识到提倡节俭的重要意义。这种思想的提出并不是由墨子小生产者的阶级地位决定，他的节俭思想是他所处社会环境的产物，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时代特征。 第三部分分析墨子的宗教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宗教意识的淡漠、道德束缚的松弛使贵族无所顾忌，行为放纵，同时社会上缺乏公正有效的赏罚机制，中国早期社会生活中法制的不健全性，当时实现社会治理似乎不是人力所及，因而人们把赏善罚恶，整饬社会的希望重新寄托于超自然的上帝鬼神的力量。中国原始宗教为政治服务的本质也使墨子希望重新利用上帝鬼神的至高权威来实现对社会的治理。这种思想的出现并不是所谓的时代潮流的反动和人类理性的倒退，而是墨子针对社会现状提出的治理之策，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第四部分总结了思想史研究中的几种倾向，指出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在研究中的重要意义。思想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对思想的研究应该紧密联系它所产生的时代和社会情形，认识思想的针对性，把握思想的本质和主流。思想史研究应当根植于它赖以产生的社会环境，运用文化要素分析的方法寻找促使它产生、发展的社会条件，更加客观准确的理解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