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虽然都受到读者的喜爱,但在各自成长的文学环境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很少进入主流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虽然不可否认该领域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美学意义多数比较肤浅,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广受大众欢迎的通俗文类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可以起到主流文学很可能难以达到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更新作用。换言之,对于这种文类的文化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其社会意义和文化功能,而不应因为其文学性略逊就全盘否定其研究价值。本论文正是基于对通俗文学文化功能的探索,选取了高罗佩及其狄公系列小说为对象展开的研究。半个世纪前,高罗佩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播活动或许能够为今天的文化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借鉴,这是我选取该论题的原因和出发点。高罗佩,原名罗伯特·凡·古里克(Robert Van Gulik),荷兰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和作家。高罗佩最为知名的汉学研究成果是他对中国古代性生活所作的开创性研究,而他最流行的文学作品则是他在中国公案小说启发下用英文写下的洋洋130万字的狄公系列小说。该系列小说在西方读者中受到广泛欢迎,让西方认识到东方文化中的“神探”,并继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浓烈的兴趣,从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来说,高罗佩《狄公案》系列小说作用不可忽视。本论文按照高罗佩翻译中国公案小说,受到启发创作狄公系列小说以及该系列小说被翻译成中文的时间顺序分为三部分。本论文第一章和第二章介绍了高罗佩的汉学研究成果,梳理了目前学界关于他的研究现状,论证了本研究在当前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第三章和第七章分别分析了高罗佩及两位中文译者的翻译实践,发现他们在翻译中或多或少都采取了变通的文化翻译策略,只是比较而言,高罗佩是在原文基础上作比较谨慎有限的调整,而中译者则在处理手法上更加自由和主观。就文化交流效果而言,作出一定的变通是必要的,但确实需要考虑文化交流的分寸感和火候问题。本文作者认为,相比较中文译者的过度发挥,高罗佩的有限调整在度的把握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的。本论文第四章着重从叙事角度研究了高罗佩对于中西小说不同叙事手法的借鉴和融合。具体来说,他突破中国古代小说传统叙事模式,利用倒叙手法,采用西方侦探小说的叙事风格增强故事的逻辑性、趣味性和悬念感,然后再用中国公案小说多线并进的组合方式将原本单个的案件联系起来,构成了让人眼花缭乱、但万变不离其中的高氏结构。这种特有的混合模式在他的系列小说创作中一直被他使用并不断完善。论文第五章重点分析高罗佩是如何通过人物塑造来传达他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其西方文化背景和他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感悟结合起来,形成了集清官和侦探特质于一身的狄仁杰形象。另外,高罗佩为狄仁杰配备的助手形象则分担了公案小说中家人、师爷、亲随以及侦探小说中助手等几个功能,不仅在探案过程中承担了深入调查的任务,而且还带着读者走进狄仁杰的日常生活,以便读者全方位地了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狄仁杰。另外,本章还重点分析了高罗佩笔下的女性形象,从出现频率,角色的复杂性等多方面,研究高罗佩如何使得这些女性真正从背景中走出来,成为作品最为闪光的部分。总之,这些带有中国文化传统特色和西方文化现代因素的人物形象通过狄公系列小说流传西方,使得西方读者得以了解高罗佩心目中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当然,关于高罗佩在塑造人物时过于理想化的特征也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毕竟太过溢美和太过苛刻的文化解读和文化传播都不利于树立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论文第六章从《狄公案》显现的鬼神观、爱情观以及与法制观出发,具体分析高罗佩对于中国文化中有关宗教、性别以及法律体系的看法。总的来说,他在小说中表现的法制观依然是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大框架下进行的正本清源,寻求共性和理解的一系列努力的结果。他力图比较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执法者形象,弱化他们在审判过程中过于主观和暴力的一面,小心处理情理之间的冲突,凸现一种杂糅综合的法制文化观。第二,中国公案小说中一个显著特点是鬼神因素干扰了智力角逐的断案过程,高罗佩没有回避这个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尽量避免在这方面过多发挥,而是将其作用限制在制造氛围的有限范围内。第三,对于中国公案小说和西方侦探小说都比较忽视的感情因素,高罗佩则在小说中进行了展开和加强,带入中国古代众生的感情生活,使得他想表现的中国人形象趋向全面丰满。从这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在《狄公案》系列小说的创作中,高罗佩始终针对中西犯罪文学的不同来创立一种他认为中西读者都能接受故事模式和类型,因此他着意选取和加强了中西世界观和文化观中比较共性的特点,求同存异,促进理解。结论部分指出,高罗佩通过大量的阅读实践,形成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人物的独特视角,与其在西方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叙事技巧相融合,写就了深受东、西方读者喜爱的系列侦探作品。他在该领域完成的是一个从读者到译者再到作者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其作品在西方和中国的成功说明他对于两种文化的深刻了解,以及对于读者文化期待视野的内在把握。同时,论文也分析指出:并非高罗佩的所有尝试都是成功的。他在两种文化传统发生冲突时也存在取舍上的困境。他的西方背景常常会不经意间流露在他对于中国文化现象的变形和处理上,从而在消除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这个初衷之下却可能造成新的误解。另外,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高罗佩有时表现出过于理想化的缺陷等等。这是高罗佩之失,同时也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中应该特别警惕的地方。但总的来说,高罗佩试图兼收中西之所长的努力依然是十分可贵的。他的文化实践也许还不足以提供个我们一整套成功的文化传播模式,但他所使用的有效手段,例如,搭车(借助大众喜闻乐见的流行文学样式),渐进(利用和缓、交融的方式避免文化的硬性对接)以及变通(求同存异,强调共性的文化传播原则)等,对于目前中国面临的文化交流中的问题,例如,如何以开放的姿态对外进行文化交流,使保存自身文化与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和谐共存,如何利用最有效的方式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等,都将提供非常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