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主要以唐代古文运动时期的骈散关系、以及唐代士族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为中心展开论述,主要内容有:从概念内涵来看,“古文”作为一种文体的观念要到晚唐才逐渐成型。在唐代,古文家与骈文家之间存在密切交流,却没有阵营的对立。而从文论上看,古文家文论中虽然存在反骈俪的成分,但明确提及的似乎并不多,更多人只是反对机巧,针对浮华而提倡质实而已。实际上,唐代的文学革新其实包含骈体文和散体文两方面的内容,而且都为后世确立了新的法度。结合唐代文人尤其是中唐文人的创作情况来看,骈散的选择似乎主要和文体限制和文章的应用场合有关,中唐以后进一步趋于稳定。事实上,即使在中唐古文运动的鼎盛时期,文坛上骈散文依然不相上下,而在晚唐骈文复兴之时,古文的创作也依然繁荣。可以说,在唐代,骈散文始终是共存的,问题仅仅是某一时期哪种文体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已。而通常所谓的晚唐骈文复兴,其实更应视为某种文风的复兴,而不是文体的复兴。中唐是一个学术复兴的时期,较为著名的古文家大都有经史方面的著作。而且从古文家的为官经历来看,时人也并不仅仅将他们视为文人。古文家提倡文以明道,与其博通经史的综合素质密切相关,其之所以大量创作散体文字,也是因为表达自己观点与思想的需要。即使在骈文最盛的时期,经史著作仍是以散体为主,则古文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写作经史著作的习惯带入到了文学写作当中。言及中唐古文运动,往往提及韩愈及其门生弟子组成的文学团体,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以共同的文学追求与主张为基础。通过对韩愈与李翱、张籍关系的考察,以及韩愈对“师道”的理解和对“弟子”的言论来看,将其单纯地视为文学集团可能并不十分准确,韩愈集团的性质似乎亦需重新定位。通过对柳宗元两篇文章进行深入解读可知,唐代的古文运动主要是在北方旧士族的圈子里酝酿发生的。从古文家的早期成长环境,到其成年后交际、论文的对象,均可看出这一文化背景产生的影响。北方旧士族的家学传统对古文家的价值观、文学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使唐代古文运动体现出一定的家族传承的特征。而旧士族在政治上的浮沉对古文运动的进程也有深刻的影响,其中身处政权核心之外的旧士族子弟,在立言方面表现得尤其积极主动。虽然古文家多出身于北方旧士族,但韩、柳等人,尤其是韩愈,却又超出了北方旧士族的传统文化观念。而事实上,正是这种超越才真正成就了“古文”,使“古文”具备了与骈文分庭抗礼的艺术性。受士族传统观念影响,除韩愈外,古文家并不太注意利用科举制度,反而对这一制度颇多诟病,这对古文的推广无疑是很不利的。元和、长庆以降,旧士族越来越习惯通过进士科进入仕途保持门第,进而试图把持科举。因此,一方面,旧士族对经史之学的热情逐渐减退;另一方面,普通士人的生存境况也趋于恶化。而这些均对所谓的“骈文复兴”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晚唐时期,许多士人多年应举而未得一第,应举的开销与生存的压力促成了紧迫的经济需求,故而纷纷以文谋生,而大量骈体表状和墓志的兴起适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