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改革”是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或褒之过甚或破而不立。本文以京剧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一事件的梳理，总结出了建国以前业已形成的戏曲改革的三大模式及其在建国以后的演变逻辑，并为当今京剧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本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以京剧为代表的传统戏剧改革已经大体形成了三种路径、三种模式。一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艺人的改革探索，他们强调表演技术的锤炼与守成，同时在此前提下进行必要的内容革新，是为“梅兰芳模式”，且称之为“技术守成型”;二是以田汉、欧阳予倩、焦菊隐等为代表的新文化人的改革尝试，他们注重以现代文化眼光对传统京剧的思想内容进行改造，同时注意尊重、利用传统京剧的技艺形式，是为“田汉模式”，且称之为“文化创新型”;此二者主要活动在国统区，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的民间的状态，改革者对于政治、经济有相当的独立性，比较重视艺术上的锤炼;他们在改革的做法上有相合的地方，但侧重点则体现出新与旧、古典与现代的分别。三是在解放区，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以周扬、张庚、马少波等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对民间艺术的挖掘、利用与改造，是为“延安模式”，且称之为“政治实用型”;这一种改革是由地方政权自觉发动的，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宣传活动，因此，它基本上采取了主题先行、观念大于形式的做法。这种做法和田汉等人的做法有相似的地方，但两者也显示出或“为革命为政治”或“为艺术为文化”的区别。在上篇里，本文对这三种模式的内涵分别进行了深入地挖掘和充分地论证，并给出了简明扼要的概括。　　根据分析可以认为，梅兰芳模式和田汉模式基本上是成功的，而延安模式则有十分明显的缺陷。但恰恰是延安模式，在建国以后占主导地位，逐渐整合了前两种，并在极左思潮的鼓舞下，把政治实用性发展到极端，是为“革命样板戏”;而今天的“振兴京剧”之所以振而不兴，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样板戏”思维模式并未根绝。在下篇里，本文通过对建国以后这三大模式之间互动关系的考察，勾勒出延安模式逐步整合梅兰芳模式和田汉模式的过程，即，延安模式利用其在政治地位上的独特优势，通过“改人、改制、改戏”等戏改措施，使梅兰芳模式在失去市场生存之路后，直接投向政治，从而把它收编过来，作为自己技术方面的有益补充;延安模式又利用一次又一次的文艺运动和政治运动，逐步地解除了田汉模式的思想武器，并将它在编剧技巧上的财富据为己有，作为政治宣传之用。这都使京剧艺术受到了莫大的损失。因此，本文主张在今后的京剧发展战略中要坚决摈弃延安模式。那么，能否寄希望于田汉模式与梅兰芳模式的结合呢。本文认为这两个模式各有千秋，分别承担着文化的守成与创新、承前与启后、继往与开来的重任，代表着文化发展链条上前后相续的两个环节，各有存在的价值。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田汉模式一定程度上涵盖了梅兰芳模式，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后者，甚至从京剧的审美特质和现实处境来看，我们今天更应采取以梅兰芳模式为主，适当地发展田汉模式的战略。　　总的来说，本文认为，尽管建国以前的戏曲改革处于自发的状态，存在着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但它还是形成了一定的气候的;而建国以后由政府以政权力量推行的“戏曲改革”运动由于其本意不在保存传统的艺术形式和文化遗产，而在于利用这种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去宣传国家意识形态，也即，它本意不在“戏曲（审美形式）”，而在“改革（政治内容）”，这样，所谓“戏曲改革”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在国家强力支持下的政治实用主义与左倾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革路线对新文化人与旧艺人这两种改革路线的置换与收编过程。它归根结底是一场以“戏曲”为号召的政治运动，而不是一场借助政治运动进行的艺术革新思潮。这个过程自然也会取得一些成果，但对于一个现代国家应有的保护旧有的文化遗产和创造新型的现代文化的责任而言，这种成果无疑是大打折扣的。因此，本文对建国以来作为一项文化政策在大陆实施的、主要是由意识形态的力量推动的所谓“戏曲改革”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这段历史基本上是一段政治意识形态对传统戏剧艺术和新型戏剧文化进行破坏的历史。　　本文所要强调提出的经验教训就是，“哪里的政治太多，哪里便没有文化的位置。”（高尔基语）艺术（戏剧）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它和政治的关系至少是平等的，甚至应该是高于政治的。艺术（戏剧）只有“穿越”政治，“皈依”文化，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艺术品，从而才能对文化的传承与创建做出自己的贡献。　　和以前同一课题的研究成果相比，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具有创新意义:　　一、在以梅兰芳、田汉为代表的两种道路、模式之外，提出了“第三种道路”、“第三种模式”——“延安模式”，并且认真辨析、厘清了“延安模式”与“田汉模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二、通过戏曲改革的三大模式在建国以后的关系演变，较好地解释了样板戏的形成过程与构成要素，较好地解释建国以后戏曲改革何以必然会走向“革命样板戏”等一系列问题。　　三、本文从戏剧的文学性与表演性共生互补的关系这一角度重新认定了“梅兰芳模式”与“田汉模式”对京剧艺术的保存与发展的意义，从理论上为京剧的未来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