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孕不育者数量逐年递增,这类群体为了实现生育子女的愿望借助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使得代孕顺应成为一个国际社会热议话题。伴随代孕的出现,民间非法代孕中介应运而生,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去规制,这是研究本命题的价值所在。本文除引言外,分六部分研究该命题。首先,指出法律意义上的代孕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行为,是适格当事人基于自愿平等的意志产生的,该民事行为内容是由有生育能力的女性接受他人委托利用自己的子宫怀孕生子,产生委托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代孕方式是借助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实现子女生育,且具有须备案及接受相关机构监管等特征;代孕的种类可分为妊娠代孕与基因代孕、无偿代孕与有偿代孕;代孕与借腹生子最主要的区别:前者是法学应探讨的法律问题,后者是应抛弃的传统陋习等代孕的基本问题。其次,分析了代孕有关理论的主要观点:因代孕能实现生育权、保障隐私权、体现女性自由和个体差异及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而赞成代孕;因代孕是生育能力商品化与人性尊严的贬低,有背伦理与现行制度而反对代孕。再次,论述了我国代孕行为法律规制,只有原卫生部颁布的有关规定明确禁止医院及医疗机构实施人工辅助生殖代孕技术的立法,以及针对辅助生殖技术严厉打击的专项整治活动和相关的司法实践,指出我国代孕行为法律规制存在法律位阶偏低、立法内容模糊、立法脱离实际等问题。其四,指出不孕不育夫妻的客观现实需求及现代医学科学技术支撑,表明我国代孕立法具有可能性。我国《妇女权益保护法》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生育权的规定,我国《民法总则》有身体权与隐私权的规定,表明我国代孕立法具有法律基础。其五,分析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印度、中国台湾等典型国家及地区代孕行为的立法模式从而得到的启示:代孕行为必须立法规制,我国宜实行有限妊娠代孕,代孕技术需管控和审查。最后,提出我国代孕行为法律制度构建的设想:一是确立妊娠代孕及合理补偿的有限代孕立法模式;二是确立代孕行为须以公共秩序、儿童利益最大化、计划生育为基本原则;三是确立代孕行为的合同法调整,含代孕合同主体资格的限定、代孕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代孕委托方与受托方的权利与义务、代孕合同的违约责任与救济途径、代孕合同的终止事由等具体内容;四是确立代孕亲子关系的婚姻家庭法调整,因为婚姻家庭法中的亲子关系理应含代孕形成的亲子关系,同时对《民法典(草案)》婚姻家庭篇亲子关系认定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五是设立代孕监管机构,建议在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下设专人专门机构负责辅助生殖事务的管理工作,监管机构具有审批代孕合同,做好代孕建档工作,代孕流程监督,审批代孕医疗机构,及保守各方秘密等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