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生活在一个苦难的时代，萧红的人生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我们不难发现，萧红的作品是布满苦难的，她对于苦难的表达与诠释是她同时代的作家中最为深刻者之一。萧红不象沈从文回避乡土的污垢，而是激烈地批判；不象丁玲写一些图解革命斗争的英雄和传奇，她在挖掘民族愚昧与病态的根源、人的生存与生命的苦难，特别是女性的苦难；她也不象张爱玲，带些自私地冷眼旁观上海繁华下的悲凉，而是融入于大地之中的赤诚的召唤。这是萧红的独到，这种独到应该成为萧红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对于萧红的研究，现在已经不再处于用单纯的革命进步性、现实主义方法来曲解萧红的阶段了，越来越向本真的萧红靠近。本文即希望通过如下几个方面的分析，展现萧红苦难意识的深刻与独特，为探得萧红的真实有所贡献。第一部分：苦难意识的呈现萧红关注的不是人们外在物质生活的肤浅的苦难——无衣、无食、无房……。所谓苦难意识，不是物质的贫乏、自然环境的恶劣，而是指一种对于苦难的深切的感受，它是一种痛彻的人生经历所内赋于人的心灵深处的，形成思想上情结，包括对苦难的认识、追问，也包括反抗。萧红的眼光投向的是人们生命的底层与生存的底层的苦难——民族的病态。在这种关注中，萧红着力刻画了三种深刻的苦难：第一，所谓“人”的生活是非人的，形同动物的。人们没同情心、没有爱、没有友善……。萧红笔下的人物形同动物，象猪、<WP=41>象马、象猫头鹰，也活同动物。人的生活发生了异化：疯狂的追求物质，养小鸡比养孩子重要多了；性和暴力、发泄等同，生命回复到动物本性——食和色。第二，人无法把握生，也忽视死，意识不到死的追迫，因而也毫不追求生的价值。唤醒人们对生的价值的意识，最大的力量无疑来自于死亡，只有死亡的对照与逼迫，人才能反思生之意义。然而萧红发现，这片国土上的人不但已经习惯于混沌的生，也麻木于潦草的死。他们平平静静地生，又平平静静地死。萧红深深恐怖于死无情地“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就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更含着她深深的忧郁。第三，女性尤其是悲哀的，无家也无爱。对于女性，温暖的家园与异性的爱情是永恒的主题，是最能够体现女性本质的东西。萧红不是去简单地比较女性外在地位、金钱、待遇等与男性的差异，从而挣得表面的平等，而是揭示出在女性生命的本质上，女性是没有成其为女性的，只是男性泄欲的对象、传宗接待的工具，青春被迅速摧毁，变老、变丑、变粗野。第二部分：苦难意识的表达——苦难意识的温情化萧红没有让她笔下的苦难成其为“苦”的外观特点。而是温情脉脉地流出于笔端，这一点在现代文学中是少有的。苦难意识的温情化达到了两个独特的效果：第一，它将真实的苦难还原于人们面前。这是由两方面的努力实现的：一个努力是来源于一种女性特有的情感化、亲身体验式的叙述。这让读者和作者一同逼近于苦难的当时。另一个努力在于温情化的叙述跳出了人们当时习以为常的领悟方式，从而让<WP=42>人们看到了非习惯中的“真实”。第二，一种悲凉之感透彻人的心扉。萧红与她的故土是决裂的，决裂之后她站到了一个更高的点上——获得了一种现代意识，再反观故土的落后与愚昧。她不是居高临下的大声指责或蔑视，而是渗透了自己全部感情的充满温情而焦急的呼喊，而这种呼喊却一次次地被证明是徒劳，温情之中是彻骨的悲凉。萧红的悲凉只因她的早醒。萧红是怎样把蕴藏着悲惊的温情表现于作品中的呢？就在于两种叙事手段的运用——儿童视角叙事和散文化笔法。这两种叙述手段首先将苦难血泪的转化为温情。儿童处于精神迷津时期，儿童对苦难和其它事物一样，都是无知的。因而儿童的苦难感受也是非痛苦化的，因贫困不得于严冬住在磨房里，儿童却因可以睡在露天地感到好玩。散文化笔法独特的抒情化功能也将苦难温和化，甚至诗情画意化。转为温情之后，两种叙述手段的复调功能，又使温情之下涌动出股股悲凉。儿童眼中没有成人世界的虚伪、诺言、欺骗……，从而展示了对成人价值的批判。散文化笔法的运用则形成诗情画意的自然环境和热闹喧嚣风俗场景与表面下的悲凉的强烈对比。第三部分：救赎的虚幻萧红清醒于苦难的来源——“现在或过去作家的创作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 萧红也执着于救赎之路。但她最后对人生给予的是一个悲剧性的判断：首先，生命仍是一场不断的轮回。萧红的小说由前期的悲壮<WP=43>昂扬化为后期的深沉压抑就是一个诠释。写于萧红生命最后阶段的《呼兰河传》即弥漫着生命不断轮回的气息。其次，身为女人，不幸是无法改变的。萧红看到女性在生与活上注定了自己的悲剧：女人为追求爱和温暖的自由而活，而到死也触摸不到一丝。这是以萧红自己的矛盾做注解的：把家园的获得依靠于不尊重女性的男性的爱恋。同时，女性生而不幸：必然面临结婚、生产的悲剧。最后，人的生存不过一场尴尬。只要活在世界上，人就必然不断地遭遇生存的尴尬，经历与环境、他者自我的反复冲突，如马伯乐一样。萧红又何以给出人生悲剧的答案呢？有现实的严酷：萧红人生旅程只有短短三十一年，却布满了险阻：无钱、无家、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