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在城乡差别和城市对乡村的侵袭日渐加剧的情况下,依靠土地已无法为生的农民,走入城市成为处于边缘的打工者。他们和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的大量下岗工人,一起成为社会底层,并成了现代化“阵痛”的最终承担者。在此社会大背景下,有关底层文学的创作及讨论成了当下文坛的一个显话题。苦难叙事作为底层文学的一个基本特质,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与社会责任。但走向极致的苦难和过于轻巧的解决方式却与现实底层生活“经验”相背离。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知识分子对“底层”有某种程度的误读,而此种误读源于知识分子过于庞大的人道情怀、固执的城乡对立观、对现代性的拒绝及寻求创作突破等原因。知识分子对底层的“误读”的另一结果便是给人较为明显的“媚俗感”。媚俗主要表现为向主流意识形态和消费文化靠拢。主流意识形态对当下底层创作一直进行着意识形态方面的引导、提倡和规约,如《文艺报》对符合其创作要求的作品进行大力宣传,这具有号召性和命令性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为迎合消费文化的某些策略,底层文学创作中出现过多缺乏严肃创作态度和逻辑说服力的“暴力”与“性”场景描写。 打工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以贴近生活的原生态而被接纳认可,并一度成为打工者的安慰剂。它是另一类型的底层文学,虽然现在学界对此还有争议。它是出于打工者内心需要的“在生存中写作”,在书写生存苦难的同时,也展现了底层的坚守和梦想。当打工文学同益成为部分底层情感宣泄和寄托时,主流便加强了对打工文学的扶植,如“鲲鹏文学奖”的设立。扶植是-种肯定,同时也是一种引导、介入和筛选。打工文学为了使自己被“扶正”,时不时也流露出了“媚态”,有意无意地向主流与市场靠拢。可见,如何坚持自身的独立性,成为不同于知识分子写作的另一道文坛风景,如何更好地获得思想和艺术上的巨大发展与独特成就,是打工文学必须思考与亟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