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将既是中国古代将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也是一个重要的兵学概念。“儒将”一词的出现最晚不迟于唐代晚期,至北宋已被普遍接受,明清时期则得到了广泛应用与传播。唐代前期的“出将入相”现象是“儒将”概念产生的重要背景,早期公认的儒将裴行俭、刘仁轨等均是文武兼备、出将入相的典型;唐中期以降,儒生出身的文官节度使被普遍视作“儒将”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儒将”之“儒”日益偏重于“科举出身”的内涵;由于唐末五代文官掌军者的拙劣军事表现,社会对于“儒将”的评价也经历了从称颂到诟病的演变。两宋时期,“儒将”观念经历了数次嬗变。宋初“儒将”含义较为宽泛,既包括出身儒生的文士统兵者,也包含“恂恂若儒生”的武将;宋太祖、太宗出于平衡文武关系、巩固统治的目的,提倡和推崇“儒将”。北宋中后期,“儒将”含义与“武夫”相对,强调其科举出身和文资身份,渐为文士所专有;文臣士大夫通过对“儒将”的阐扬拒斥武人,巩固崇文抑武格局;这一时期“儒将”的社会评价愈来愈高,但也面临着名实不符的尴尬。南宋时期随着武将势力的膨胀,“儒将”的标准悄然放宽,“崇诗悦礼”成为评判儒将的重要依据;在严峻的军事、政治形势下人们通过总结和再评价“儒将”的历史为现实困境寻求出路。明清时期,“儒将”观念的内涵较之宋代更为宽泛,且在多元视角下呈现多重含义:朝廷视文武兼备的将领为儒将,民间以“儒雅风度”和“仁义”来定义儒将,兵学家则更重视儒将的智略。“儒将”观念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广:一方面其辐射和应用范围明显扩大;另一方面“儒将”观念日益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对社会文化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终明之世,在朝廷和民间的共同推崇下,儒将的社会评价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清前期部分士人对儒将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在晚清变局下,儒将再度被寄予较高期望;随着军事近代化的进程,“儒将”的军事意义日渐消解,文化意义则至今仍发挥着影响。中国古代儒将含义与社会评价的演变,折射出的是不同时期历史语境尤其是文武关系的变迁。随着“儒将”观念的普及,历代都非常重视对于儒将历史谱系的建构。春秋时期的郤縠被普遍追认为儒将的“起源”,历代士人一方面追述和重塑古代“儒将”事迹,一方面在儒将谱系中加入“国朝儒将”,从而不断完善和扩展儒将之史。在儒将形象的塑造与书写中,“轻裘缓带”的风度、“雅歌投壶”“手不释卷”的雅好和“用兵制胜”的军功是最重要的元素。质言之,“儒”始终是底色,“将”则是角色,文武兼备始终是衡量儒将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