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了利益格局调整,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相对而言,处于经济、社会和政治劣势地位的农民工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工厂农民工也不例外。该群体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利益受损比较严重,随之而来的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事件日益增多。这一现象已引起了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应该承认的是,近年来工厂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相对过去而言已有明显改善,但这一群体的集体行动却接连发生。于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工厂农民工劳动权益改善的情况下,他们集体行动的频率却比原来显著增加了呢?对此问题,已有一些学术讨论,但尚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以S市三家工厂农民工的集体行动事件为切入点,试图探讨和分析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何以可能的机制。在梳理相对剥夺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和政治机会机构理论等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性地构筑了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研究框架——多元嵌套行动机制。以此为基础,笔者采取了文献研究、小组座谈、个案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并结合田野资料与相关数据,重点探讨了剥夺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和政治机遇机制在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多元嵌套行动机制中,剥夺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和政治机遇机制相互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其中,剥夺机制是集体行动的起因,资源动员机制是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政治机遇为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开展提供合法化环境。因此,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无法有效解释工厂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必须将其放置在一个多元的视角下才能得到阐释。具体而言,首先,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其所遭遇的剥夺感。这种剥夺感一方面缘于具体制度规范的排斥与缺陷、相关法律法规的滞后、地方政府制度执行不力和用人单位对法律法规的规避。另一方面也与农民工较低的城市融入度、工作场所的被忽视和社会公平意识的上升有关。所以,剥夺感是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动力之源。其次,工厂农民工集体行动的能力基础是资源动员。具体包括资源动员的方式、平台、媒介和力量。其中,共意性动员和行动性动员是资源动员的两大方式,宿舍作为工厂农民工居住和交流的空间,为资源动员提供了平台,新媒体为资源动员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信息载体,工人代表是资源动员的中坚力量。最后,国家政治环境的变迁、法律法规的系统化、劳工NGO的参与推动、社会舆论的支持,扩大了工厂农民工的政治机遇,促进了他们集体行动的形成,是其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