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投资作为企业获取收益回报的重要途径,保障着企业的可持续性运行和长远发展。实体企业作为实业投资的主力军,是提升经济实力的重要经济单元,对我国实现经济转型承担着重要责任。然而,近几年来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实体企业饱受行业竞争激烈和生产过剩的冲击,利润越来越低,实业投资率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金融行业则利润丰厚,金融产品普遍具有较高的收益率。一些非金融企业为了提高短期业绩,纷纷涉足金融行业,试图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以带动企业整体的经营业绩。这也使得企业更加依赖金融投资获取利润,金融化趋势愈发明显。然而,金融化具有双面性,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挤压主营业务,阻碍企业实业投资,使国民经济趋于“空心化”。因此,为了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对实体投资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寻求调节两者关系的方式,而公司治理机制正是调节两者关系的良好机制。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两权分离容易引发代理问题。一般而言,所有者关注企业长期中的成长价值,希望管理者做出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经营决策;而管理者偏向经营多元化,希望通过多元化投资提升短期业绩,使自己努力工作的成果得到最大化体现。二者经营理念的不同可能导致利益目标不一致,管理者可能为了追逐金融资产的高回报而减少企业的实业投资,使得投资视野短期化,损害所有者利益。合理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通过激励和监督并存的方式来缓解两权分离带来的代理成本,减少管理者的金融化投资行为,使高管更加关注企业长远发展,更有动力为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努力工作。因此,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出发,探究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以2011-2018年A股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方法,对公司治理机制调节企业金融化影响实业投资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主要检验了以下问题:高管股权激励、高管薪酬激励、独立董事比例以及股权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影响实业投资的调节效应,同时验证调节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下有何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对实业投资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2)高管股权激励、独立董事比例和股权集中度能够对企业金融化与实业投资间的关系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其中股权集中度是正向的半调节变量,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股权激励是正向的纯调节变量;高管薪酬的调节效应不显著。(3)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而挤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最后,针对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上问题的研究对中国实体企业合理管控金融投资,防止偏离主业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