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均是完全理性的、同质的,资产价格的形成过程除受宏观经济影响之外,与市场的微观结构密不可分。而行为金融理论则认为投资者的信念是异质的,其投资行为受情绪、后悔、不完全关注等因素的影响,从而使资产的价格偏离其价值,进而产生了由传统资产定价模型不能解释的诸多“异象”。每个“异象”的出现,既是对传统资产定价模型的挑战,又为探究资产价格的形成与变化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或途径,从而为发展和完善资产定价模型提供了契机,进而推动金融学科的发展。如规模效应和账面市值比效应的出现,资产定价模型由原先仅依赖于市场因子的CAPM单因子模型扩展为包含市场因子、规模因子和账市比因子的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然而,每个“异象”的提出,也面临两个关键问题:首先是“异象”的真实性需要考量,可能限定于彼时的资产定价模型,而对于此时,昔日的所谓“异象”可能仅仅是投资者面对系统风险的补偿,如规模效应、账面市值比效应等;加之很多“异象”的不稳健性,过去所谓的“异象”,随着市场的完善和发展自然消失,如规模效应。其次是产生的原因,以新科诺贝尔奖得主Fama为代表的学者试图在市场有效假说的前提下来解释各种“异象”,而行为学派则从投资者行为角度来解释。本文主要以美国股票市场上发现的最大日收益率效应为研究对象,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视角,通过经典的单变量组合水平分析、多变量组合水平分析、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时间序列回归和方差比检验等实证方法来探究美国股票市场上最大日收益率效应的存在性及产生的原因。作为对比,在本文的最后也检验了中国股票市场最大日收益率效应的存在性、产生的原因及与美国股票市场的异同。通过系统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以纽约、美国和纳斯达克三大证券交易所的所有普通股为样本,以1967年1月至2014年12月为样本期,通过单变量组合水平分析发现高(低)最大日收益率组合有低(高)的随后月收益,且高、低最大日收益率组合间有显著的溢价(原始的最大日收益率溢价),即最大日收益率效应。通过以24年为投资期,窗宽为3年的动态子样分析、以最小报价单位的变化为分界点的子样分析和以牛熊市为分界点的子样分析发现美国股票市场的最大日收益率效应是不稳键的:当24年的投资期开始于1988年时,最大日收益率溢价不再显著,且之后的子样本期内的最大日收益率溢价同样不显著;等权和市值加权的最大日收益率溢价在股市处于下跌期时均显著不为0,而当股市处于上涨期时,等权的最大日收益率溢价是不显著的;当最小报价单位从1/8美元调整为1/16美元之后,最大日收益率效应消失。第二,通过比较经CAPM、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Fama-French-Carhart四因子模型、Liu两因子模型、Fama-French五因子模型和Hou-Xue-Zhang四因子模型调整后的最大日收益率溢价(风险调整的最大日收益率溢价),发现Hou-Xue-Zhang四因子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最大日收益率溢价,经其调整后的最大日收益率溢价不再显著,因此,美国股票市场上显著的原始最大日收益率溢价仅是对风险的补偿。第三,通过组合特征分析发现高最大日收益率组合与高月收益率组合有较为相似的特征。通过两变量组合水平分析和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进一步发现股票月内最大日收益率之所以可以预期股票的未来收益是由于股票的月收益逆转(或称为月收益反转)造成的。传统金融学派认为买卖价差是造成股票短期收益逆转的唯一原因,然而行为金融学派认为股票短期收益逆转是由于市场对新到信息的过度反应。通过分析三种特殊情形下连续时间的观测价格和“真实”价格的路径图及其价格变化的联合分布,发现买卖价差的存在加剧了观测收益的波动,但是并不绝对造成股票收益的逆转,当股票“真实”收益表现出较强的一阶负自相关性时,买卖价差的作用不再明显。并以纳斯达克市场的所有普通股为样本通过横截面回归和方差比检验发现股票的月收益逆转是由买卖价差和过度反应共同决定的。进而最大日收益率效应可以部分地由市场微观结构解释。第四,以中国A股市场的个股(除被特殊处理的个股外)为样本,发现中国股票市场同样存在最大日收益率效应,但又与美国股票市场的最大日收益率效应不同。通过两变量组合水平分析和Fama-MacBeth横截面回归发现中国股票市场上的最大日收益率效应不但不受股票月收益率逆转的影响,反过来还解释了股票的月收益率逆转。然而,流动性可以较好的解释最大日收益率效应。因此,中国股票市场的微观结构可以较好的解释最大日收益率效应。通过比较中、美股票市场基于最大日收益率的投资策略,发现基于最大日收益率的多空组合策略更倾向于是熊市期的投资策略,对美国的投资者而言,当股市处于下跌期时,可采取最大日收益率的多空组合策略。对中国的投资者而言,该策略同样有效,在熊市期,不仅可以避免损失还可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