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反腐败领域中的重点打击对象,也是我国司法实践较为常见的犯罪。可正是在受贿罪的刑法规制中,却长期存在着量刑结果轻重失序、量刑失衡的问题。受贿罪在量刑的过程中主要考虑受贿数额及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影响受贿罪量刑的法定情节主要包括自首、立功、坦白及共犯等。酌定情节主要包括退赃及认罪态度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的是退赃情节。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并非取决于案件本身,而取决于公众是否认可,公众通过自然的法律意识对案件的公正性进行判断。该判断过程是自我认知在个案中的刑罚过程,并不是依赖于审判的结果。所以,受贿罪的量刑是否存在偏差及偏差的程度究竟如何,需要通过相应的统计数据作出回应,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文书进行判断,作出大量的研究。2016年“两高”出台《贪污贿赂解释》后,专家学者开始针对之前刑法确立的定罪量刑标准开展研究,但是对司法实践中具体量刑的研究则非常欠缺。本文的出发点就是在基于相关学者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受贿罪量刑情节的适用状况,发现相应的问题并采取对应的解决措施。对《贪污贿赂解释》施行两年期间江西省受贿罪的被告判决进行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发现,受贿罪的量刑具有不公正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量刑上具有轻缓化的倾向。量刑的重要基础是参考犯罪数额,将数额作为量刑的重要标准,因此在《贪污贿赂解释》中通过对数额设置的更加具体,防止出现遗漏。但是样本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司法实践中关于非数额情节的认定和适用存在不明确、不规范的现象,量刑中普遍具有从宽情节的适用,在酌定量刑情节中对于从严情节具有一定的任意性,导致受贿罪的在具体量刑过程中出现了轻缓化的趋势,从而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应进一步规范化适用受贿罪量刑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