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管制是一国政府对出口的技术或产品进行的强制性法律规制,兼具着保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外交政策的双重使命。在我国“一带一路”的发展倡议下许多中国企业逐渐走出国内市场,走向国际,也将面临国际投资环境中的不稳定性和更大的风险。尤其是美国2018年8月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的《美国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下文简称“ECRA”),将某些对美国国家安全十分重要的新兴和基础技术列入了出口管控体系中。在美国“中国威胁论”下,中兴、华为、福建晋华等企业接连被列入实体清单,中国企业的境遇更加举步维艰。国际法上出口管制制度的缺失以及“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思潮为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提供了生存土壤。针对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需求,美国出口管制法变化着其适用和发展方向,大致经历了二战的萌芽时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改革时期以及二十一世纪的完善时期,形成了日趋成熟的出口管制体系。为了规范域外管辖的限度,国际法上规定了国际礼让原则和合理性原则等。但是美国利用长臂管辖、效果标准等不断扩张其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毫不顾及国际法的合理性等要求。特别是“长臂管辖权”本身具有模糊性,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国愈发倾向利用出口管制法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通过分析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域外适用,可以深入了解美国出口管制机制,还能够令中国企业明晰美国出口管制法的具体实施,从而辨别可能引发制裁的风险行为。从充分利用美国出口管制法的EMCP指引和VEU项目等制度,到重视贸易合规制度的建设,建立技术依赖与合规风险预警机制,从而有效规避贸易风险,实现长效稳定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