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建设是各学科学者长期关注的研究领域,其中对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性发展之间关系的考察,近年来受到了社会学学者的瞩目。在政策指导下“村改居”社区作为城镇化的重要阶段,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和之后的社区管理中都势必会遇到不少问题。在这个新的场域之中,不同的主体都有着自己的行动逻辑,也同时被这个新的空间所影响,成为社区文化变迁的内在逻辑。本文以传统——现代理论为研究视角,利用实地走访、访谈等方式所获得的有关L村的资料,分析了在空间生产之后对乡村文化变迁所带来的影响,而在讨论社区文化变迁时,主要又是从外生性的文化变迁和内生主体性的文化变迁两方面进行,同时又从传统与现代、大传统与小传统、大社会与小地方三个方面分析了寺庙改建事件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在“村改居”背景之下中国乡村本土文化的发展呈现内生性与外生性两种不同行动轨迹,将两种情况进行比较时发现,村民作为主体有着一整套的现代性谋划,成为重要的社会动力,而政府的统筹规划和基于寺庙改建可见的利润空间背后实际是权力和资本的推动。政府、村民和开发商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而相互博弈,村民和政府在空间分配、空间交换方面“讨价还价”,在与开发商的博弈中,村民是基于旅游消费的局限而做出了权益的让步,同时,政府和开发商在利益格局的建构上也有着竞争和合谋的关系。由此,在市场和人情的综合考虑下的妥协结果最终形塑了这个文化空间并影响着社区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归属感。综上,“村改居”这一举措对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西部农村的城镇化呈现出更强的过渡性特征,结构性文化和主体性文化（本土信仰）相互建构,共同形塑着农村社区文化的变迁,而这种文化变迁的背后蕴藏着传统与现代非割裂式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