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朱家嘴村甘长江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个体发展史的微观实证研究方法,梳理了农户种植经营规模形成的变迁过程及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的变迁,并在此基础上从农户对国家政策的态度或意识的角度分析了农户与国家政策间的相互博弈对农户种植经营规模的影响。文章通过纵向历史追溯,把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个体农户,放在瞬息万变的政策环境中,分析他在与政策的互动中是如何应对环境,进行何种农业种植形式选择的。不同时期国家政策的变化,引起了农户的种植经营形式和规模也在不断的变化。建国以来,我国农民的种植形式大致经历了四轮重大的结构调整。第一轮种植形式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背景,实行分田到户,赋予农户土地承包权,农民有了相对固定的农地种植规模,出现了“种植+副业”的农业经营形式；第二轮农村税费负担较重,农民种地无收益的情况下,加上户籍制度改革、放松城乡管制为契机,大量农村劳力涌入城市,寻找新的发展机会,大量农村土地出现撂荒,为种植大户的产生提供了规模上的可能性；第三轮在农村进行税费改革基础上,大胆租赁农村的抛荒土地,出现“种经结合”的种植模式；第四轮在国家提倡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下,实现农村规模经营,出现了种养和种经相结合的经营形式,并不断的走向专业化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政策在不断的完善,农户种植经营形式的有效性在不断增强。总之,国家政策是农户生产经营发展的内在动力影响,国家政策越发展,农户的生产也越发展,进而促进大户的诞生,二者呈正向发展关系。但是农户在生产发展中会面临各种未知的挑战和风险,国家政策对农户经营发展的指导价值也是有限的,这是我们发展农村经济中必须承认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