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域相连,生活相依,民族相似,文化相近”,各种交往源远流长。近年来,随着中国农业成本的快速抬升,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不同经营主体对东南亚国家开展了一系列的农业投资。当前,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发展,随着东南亚国家也逐渐接受并实施了吸引外国投资的政策,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进一步强化,南海的角逐进一步激化,传统的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投资思维和实践都开始“亮起了红灯”,尤其是当我们发现东南亚国家大多数都是佛教国家,他们对自然万物的态度、对生活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的目的都与我们有所不一样时,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农业投资成败的影响因素开始在经济因素之外,出现了政治、社会、宗教和文化的因素,甚至这些因素上升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或者说,在对外农业投资活动中,正式制度如法律、法规、政策等是投资者容易注意到并必须遵守的,而非正式制度如社会规范、文化价值和宗教等则往往会被投资者所忽视。再加上西方别有用心的势力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介入、干扰和歪曲,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农业投资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口,制度和制度距离的研究显得非常迫切。本文以东南亚国家中中国对老挝和缅甸的农业投资为例,基于制度距离理论提出了制度距离认知影响跨国经营模式及绩效的概念模型和假设,然后针对中国在老挝和缅甸的农业投资企业,分不同投资内容、不同投资区域和不同投资主体,分别发放了 68份和72份,并回收了 62和67份问卷,并采用Logitech对投资经营模式、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企业经营绩效进行验证,研究的基本结论:一是理论上的制度距离相似性与实践中投资者对制度距离的认知和感受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比如,从理论上来说人们认为中国与老挝之间的制度距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但问卷结果表明,在老挝的中国投资者却对两国在政府效率、基层政府控制能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腐败程度、政府财力等方面的认知和感受上,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性。中国投资者普遍认为老挝政治制度的规范性差、基层治理的有效性不足、经济制度对投资的支撑性不够。二是外来者劣势和组织合法性担忧导致中国企业选择封闭运行模式,倾向于建立相对独立的投资经营王国。三是制度认知距离会使投资者认为的理所当然反而成为矛盾起因。比如,中国投资者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就因为双方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得不到当地社区和政府的认可。四是特定制度实践缺失同样会对投资绩效产生影响。比如,中国投资者因为缺乏运用社会舆论进行倡导的传统、经验和文化而在国际舆论平台上和环境中失语,不能有效应对西方别有用心势力的挑战,也不能够在投资所在社区营造有利于自身的舆论环境。面向未来,促进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业可持续投资的政策建议是:第一,中国政府对企业走出去要供给制度资源。如双边政府管制制度的对接、金融税收制度的协商以及最佳投资标准的建立等。这是中国企业家海外投资的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应该也只能由政府来供给。第二,中国海外企业要建立并积累自己的制度资产。每一个企业在每一个地区要在与当地社会的摩擦与妥协中寻求共识,在共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系列微观制度,营造新的微观制度环境,形成并积累企业的制度资产。第三,中国国内的制度优势要在国际社会中放大其影响力。政府要在理论自信、模式自信和道路自信方面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比如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不预设条件,不附加条件,不做和平演变之事,不谋求推翻当地政府,不寻求扶持代理人等中国特色的做法。这种中国式的制度优势已经越来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对此我们完全不必以西方的海外发展和援助制度为标准,而应该在国际社会中理直气壮地实践我们自己的制度优势,宣传我们的制度优势,并使其成为国际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