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家庭照护为主的现实下,儿童照护问题不仅影响社会生育意愿和生育选择,还关系到家庭照护者的就业问题。国内外现有的研究,在探究儿童照护的就业效应方面,虽然做出了一些探究,但总体而言仍有许多待扩展和深入的地方,尤其是基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如,如何基于中国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这两个宏观背景,认识当前儿童照护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在当前中国社会,儿童母亲提供的儿童照护活动对其就业行为有怎么样的影响?母亲照护与儿童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护之间存在怎样的替代关系?隔代照护与祖辈就业的关系是怎样的?市场照护资源如何影响祖辈的隔代照护行为?类似于托幼政策的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政策,是否如国外的研究发现那样,能显著促进儿童母亲就业?这一政策又会对祖辈的就业行为产生怎样影响?对这些关键问题的解答,对于保障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持续有效供给,构建全面高效的儿童照护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运用较为前沿的研究方法,使用最新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家庭、市场与政府三个视角,分析了不同儿童照护方式对儿童母亲和祖辈的就业影响。从而在当前中国现实下,较全面研究了儿童照护方式的就业影响,以期为我国社会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儿童照护体系的构建,提供科学的政策启示。全文共7章,第1章为绪论,第2-4章为本文分析的基础,第5-7章从家庭、市场与政府三个角度考察了不同儿童照护方式的就业影响,第8章是本文的结论与政策建议。具体来说:在第2章,首先回顾了国外关于儿童照护问题的经济学认知起点,以及儿童照护政策的经济学基础,为全文的研究提供经济学逻辑起点。然后,从经验研究角度出发,对国内外关于儿童照护与女性就业、老年人就业以及儿童照护政策就业效应分析等的研究,进行文献梳理与述评,以此体现本文的研究价值所在。第3章主要从中国当前的生育率及老龄化两个角度,深入论述了本研究的现实逻辑起点。本章首先分析了中国当前及未来的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对社会劳动力资源供给带来的潜在挑战,然后梳理了当前中国儿童照护的特征,最后基于以上两点的分析,讨论了儿童照护与照护者就业之间的关系问题。第4章的分析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基于Becker(1991)的家庭生产理论,在一个单期模型框架下,分析了儿童照护与女性就业的理论逻辑。然后在一个两期代际时间转移模型框架下,讨论了隔代照护这种代际时间转移模式背后的经济学基础,及市场托幼价格影响隔代照护的理论机制。第5章基于两代核心家庭的视角,使用中国最新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儿童母亲作为儿童“白天的主要照护者”这一角色出发,实证检验了儿童母亲白天照护0-6儿童对其就业的影响。尽管国外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儿童照护与儿童母亲就业的关系,但直接分析儿童母亲作为0-6岁儿童白天主要照护者与自身就业关系的文献却很少,国内的相关研究更为缺乏。本章首先从第4.1节儿童照护的“工作-家庭生产模型”结论出发,在分析当前中国社会背景下儿童照护与女性就业的经验事实基础上,实证检验儿童照护与女性就业的关系。最后在三代家庭视角下,更细致的分析了儿童母亲照护与祖辈照护两种不同照护方式间的替代关系。第6章将家庭与市场角色相结合,首先基于市场角色视角,探讨了市场照护资源对家庭隔代照护行为的影响;然后基于家庭角色视角,分析了隔代照护与中老年祖辈就业的关系。本章基于第4.2节的理论分析,将市场托幼资源供给、照护孙子女与中老年祖辈就业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三者之间的关系,拓展了已有研究单纯基于家庭经济学或老年人就业问题分析儿童照护与中老年人就业关系的框架。在实证分析上,基于CHNS数据,从社区托幼资源可得性、使用便利性和使用成本三个维度,分析了不同维度的社区托幼资源特征对隔代照护的影响。然后用社区托幼成本作为隔代照护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了隔代照护与祖辈就业之间的因果关系。在研究结论上,发现隔代照护会显著降低祖辈劳动参与概率、增加退休概率,进一步丰富了少数研究的发现。第7章基于儿童照护的“工作-家庭生产”理论和代际时间转移模型,使用中国2010年实施的学前教育发展政策,评估了与托幼政策相似的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如何影响儿童母亲及祖辈的就业行为,及上述政策对儿童照护方式选择和家庭托幼支出的可能影响,以反映政府角色在儿童照护中的作用。本章首先结合中国的儿童照护事实,分析了政策对儿童母亲和祖辈就业的影响。关于政策对儿童祖辈就业影响的评估,拓展了国内外关于儿童照护政策就业效应的分析视角。本章从托幼资源绝对数量和托幼资源供需相对关系两个维度,考察地区托幼资源的供给状况,使得对政策的识别维度更加多样;使用三重差分(DDD)方法也更好的控制了地区固定趋势和其他政策冲击,所得结论更加稳健。最后,相比于基于国内省级层面数据的最新研究,本章使用数据层面更加微观的地级市托幼资源数据,从而政策变量的数值变化更大,能更好地反映不同地区托幼资源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变化差异。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首先,照护0-6岁儿童会显著降低儿童母亲的劳动参与,但对周平均工作时长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照护0-6岁儿童对20-45岁女性就业的影响更多的体现为“干与不干”的问题,而非“干多干少”的问题。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年轻女性的“工作-家庭”关系缺乏弹性。照护0-6岁儿童对女性劳动供给的阻碍作用在孩子年龄、数量及居住地的城乡类型等特征上,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此外,儿童照护还会显著阻碍女性的职业发展,降低工资收入。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祖辈提供的隔代照护对儿童母亲提供的照护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且这种替代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加而递减,随着最小孩子年龄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其次,社区托幼资源对祖辈隔代照护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托幼成本上,托幼成本的上升会显著增加隔代照护的概率和周照护时长,社区是否有托幼资源、最近托幼资源的距离对隔代照护没有显著影响。隔代照护会显著降低儿童祖辈的劳动参与,隔代照护会使中老年祖辈劳动参与的概率显著降低约20%,周照护时长每增加1个小时会使祖辈的劳动参与概率显著降低约6%。周照护时长也会使祖辈退休的概率显著提高,隔代照护的强度对男性和农村祖辈劳动参与的阻碍作用更大。最后,基于政策前后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中国2010年实施的学前教育发展政策,虽然促进了社会学前教育资源总量的快速增长,但这更多的是由城镇地区学前教育资源增加带来的,农村地区学前教育资源发展依然滞后,且与城镇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计量经济学分析发现,上述政策只会使城镇地区有2-6岁孩子女性的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对农村样本女性的非农就业没有显著影响。城乡学前教育资源分布的巨大差异,或许能够解释这种显著的城乡就业效应差异。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对家里有2-6岁儿童中老年人(55-69岁)的劳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城乡分组回归的结果也未发现显著的政策效应。学龄前儿童机构照护与家庭照护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没有发现学前教育资源对城镇家庭托幼支出存在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