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以降,不论文学界的思潮如何涌动,晋地作家们一直固守着乡村小说这方阵地。他们的固守成就了自己,同时更丰富了中国的文学世界。这期间,晋地乡村小说经历了1980年代中期的“崛起与辉煌”,1990年代的“沉潜与拓展”,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沉寂与茫然”。起起伏伏之中,晋地乡村小说的成就和不足都得以展现,不论是扛鼎佳作,抑或是实验之作,乃至失败之作,它们都是晋地作家对自己故土真挚之情的真切表露。正因为如此,晋地乡村小说才能在中国文坛独树一帜,引起一些方家学者和普通读者的关注,这正是晋地乡村小说可以作为研究对象的根本所在。讨论研究1980年代以来的晋地乡村小说时,首先要理清晋地乡村小说涉及到的相关概念,这是进行该研究的基础。晋地就是指行政划分中的山西省,与山西省这一称谓相比晋地具有更多的文化层面的含义,用于指代乡村小说中的空间地域更加贴切。而就“乡村小说”这一文学概念来说,需要与“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两个概念做一番辩解。“乡村小说”与这两概念有着紧密的历史承续关系,这三个概念所能包含的小说关注对象都是乡村(包括精神上的乡村家园)和农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在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特定内涵,作家创作的视角和切入点也在发生位移,因此这三个概念也就有了不尽相同的审美内涵。与“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这两概念相比,“乡村小说”这个概念能够妥帖的指定新时期以来以乡村和农民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小说,适应了此类小说创作多元化的趋向,在具有更加广泛的涵盖力的同时,也具备“乡土小说”出现之初所具有文化指向。厘定清楚“乡村小说”这个概念,后面的研究结论就具备可信性的基本前提。其次,梳理1980年代以来的晋地乡村小说的发展史,是确定这一研究对像的研究范围的必要前提。1980年代以来的晋地乡村小说经历了从“崛起”到“拓展”,再到“沉寂”的发展过程。出现了以张石山、成一、李锐、郑义、吕新、曹乃谦、葛水平等为代表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晋地乡村小说的成就,使晋地乡村小说作为研究个体具有了可行性和必要性。“崛起”期的晋地乡村小说主要以“晋军”作家群的小说为主体,代表作有郑义的《老井》和《远村》、李锐的《厚土》系列、成一《陌生的夏天》系列、张石山的《老一辈人》等,这些小说从主题内蕴到审美内涵,与前代作家的乡村小说相比,都有了较大的拓展和提升,而且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域的乡村小说相比也处在前列。“拓展”期的晋地乡村小说作家除了前一时期的“晋军”外,还增加了吕新、曹乃谦等人。这一阶段的晋地乡村小说在小说的叙事模式、叙述语言、审美内涵和主旨意蕴方面都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呈现了多元化态势。如吕新的“先锋”式乡村小说,曹乃谦展现人的本能欲望的乡村小说,等等。晋地乡村小说作家们各具特色的小说创作,使这一时期晋地文坛出现丰富多样的繁荣局面。进入新世纪之后,晋地乡村小说创作告别了往昔的繁盛,步入相对“沉寂”期,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也是寥寥无几。葛水平是这一时期晋地作家的特例,她凭借《喊山》、《地气》、《甩鞭》等中篇小说,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一定反响。她的小说以“诗性的文本”抒写着“本真”的晋地乡村生活和农民的生命样态,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阵“清新而温情”的乡村之风。当然,新世纪以来晋地还有许多年轻作家,他们在乡村小说这方阵地上倾情的创作着,虽然作品还未为人们认可,但是他们是晋地乡村小说冲出“沉寂”走向下一个辉煌的希望所在。再次,在对晋地乡村小说做了详细的梳理和阐述后,选取重要作家和代表性作品成为研究继续的切入点和深入点。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探询晋地乡村小说的特点和成就是研究重点所在。1980年代以来,晋地作家笔下的晋地和晋地农民的最大特点就是“刻骨的真实”,这种“真实”不仅仅是生活层面和事实层面上,把晋地乡村和农民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更主要的是存在层面和本体层面上,将晋地农民生存形态的独特性给以本真化的揭示。而这些“刻骨的真实”在晋地作家描写的晋地农民的自杀、叙写的晋地男女的婚姻情爱、呈现的晋地农民的生活和抒写的晋地景物四个方面体现的尤为突出和集中。苦难重压下,农民或因为无奈,或出于反抗的自杀行为,不是简单的生命终结,它昭示着个体生命存在的悲凉意味,彰显了农民真实的生命形态;缠绵而凄怆的晋地男女之情,展示了人在物质和精神双重贫瘠的状态下“生”的艰涩,“生”的酸辛,“生”的坚韧和执着。在这些“生”的背后,无处无时不隐藏着生命力的刚烈,而刚烈之中孕育着的是人性觉醒的胚芽;充斥着苦难,但蕴含希望的“磨盘式”生活呈示了晋地农民真实的生活样态;充溢情感的景物描写,不但有着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美学意义,同时更凸显着晋地乡村小说的地域特色,彰显着晋地农民们生存场域的艰涩与凝重。所有这些“真实”叙写,与晋地作家们固守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和挚爱农民的文学精神,以及作家们在乡村小说创作上发生的嬗变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晋地乡村小说创作中存在的执着固守和嬗变,使得晋地乡村小说“崛起”得以实现,“拓展”成为现实,冲出“沉寂”成为可能。通过上述分析和探讨可以得知,1980年代以来晋地乡村小说作家们都怀着对晋地农民真切关怀和无限眷恋的赤子之心,深切地理解着农民的生活样态和生命形态,站在人类文化历史的立场上,对晋地乡村和农民做了理性地阐释和“真实”地抒写,如是,晋地乡村小说才有了现今的成就,才能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认识到这一点,晋地乡村小说今后的再次辉煌才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