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来兴盛的英国散文随笔，对中国“五四”新文学创作中的散文体式影响极大。梁遇春与钱钟书二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英国随笔的影响，但同时又都显示出中国传统散文的特征和气蕴。 梁遇春是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散文创作领域的一颗彗星。他那个性鲜明、饱含博识和睿智、以诗情笔调写成的随笔体散文，大多是以议论为主的杂文。他的随笔散文，不同于鲁迅和周作人的随笔，在艺术上是独树一帜的，对中国现代散文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钱钟书是现代散文界的后起之秀，20世纪30年代末于欧洲学成归国，正值抗战时期，抗战文学盛起，一些带着玩世心态的文人主倡的“幽默文学”也还浪头未过。钱钟书虽然始终未成为一个以笔作武器、为政治做宣传的作家，但他此时的中间立场和作家、学者的身份，使他无论如何也要比前期的绅士派作家们看问题有原则性、透彻得多。《写在人生边上》是钱钟书的第一本散文集，1941年出版。他于抗战期间所做的散文虽未直接反映重大题材，但凡写人论世，总有其鲜明的褒贬，于自然天成的诙谐中表现出他对庸俗、堕落、虚伪的鄙视与尖刻嘲讽。 作为文体家，梁遇春与钱钟书的议论性随笔，是以阐发他们对知识和人生的新颖见解为灵魂的，有着不同凡响的独特风格。他们的这类随笔，从来不做枯燥空洞的议论，他们总是调动丰富的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知识，作立论的依据；在展开议论时，他们调动了记叙、描写、抒情、对话、想象、联想等艺术手段，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结合着进行，是议论的形象化和抒情化；他们在论证他们的论题时，常常是有张有阖，有纵有横，有正面论述和反面反驳，有曲折有波澜，有具体的分析和概括的升华，多侧面多层次地使所要确立的论题得到丰富和深化，直到说深说透为止；他们的随笔，文字洒脱优雅，驰骋自如，笔致富于情采，结构不落俗套。他们的散文个性鲜明、饱含睿智、笔底万象却能以诗情笼罩，这种随笔体散文开创了中国散文史上一种全新的散文体式，对中国现代散文艺术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本文试图从文体学角度出发，分析、比较二人散文的异同点，以中国现代散文体式的变迁为背景，研究二人散文的独特风格及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史中的地位与影响，把握二人散文与中国现代散文的关系，具体考察英法随笔与二人散文的内在联系，由此来正确评估英法小品文对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价值意义。通过把握他们散文的艺术风格，有利于我们勾勒中国现代随笔散文发展的内在线索，认清西方Essay与中国散文艺术相融合的进程，促进当代散文的发展及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