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韩非子》研究史的研究关注度不够。本文立足于这一现状，着眼于《韩非子》接受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阐述《韩非子》对后世的深刻影响。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总体上梳理历代《韩非子》的接受状况。二、三两部分选取《韩非子》接受中的若干焦点集中论述。第二部分从继承与反思两方面探讨韩非思想的接受状况。督责术、帝王术和救亡术是后世接受韩非思想的三大能动创造。李斯督责术对《韩非子》的集权、抑儒、轻罪重罚思想进行了极端化扬弃，其政治主张多是对韩非思想的继承。唐人赵蕤《长短经》的立意、思维倾向、经说体结构、辩“难”方式及《反经》的得名，都得益于《韩非子》。近代新法家立足“新战国时代”，为先秦法家正名，在《韩非子》中寻求“救亡”、“救世”之术，论证“以法治国”的必然性。秦代是韩非思想接受的高峰，汉人对秦行韩非之法的反思、崇儒抑法的举措导致“阳儒阴法”格局的形成，儒家独尊决定了后世读者儒学本位的审美标准和价值体系。于是，以诽谤圣贤、残酷不仁、覆亡秦国闻名的韩非思想被视为异端邪说，广受批判。而以“非韩”闻名者多是韩非思想的批判继承者，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王充“德力”说、“效验”法等莫不如此。第三部分谈后世对《韩非子》文学价值的体认。司马迁是《韩非子》文体分类的第一人，他对韩文的研究和评价奠定了后世品评韩文的基调。明人的《韩非子》评点是《韩非子》文学接受的巅峰，韩文的奇巧、法度、气势、论辩等艺术特色得到了高度评价。韩文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秦人对韩文的青睐促使李斯文章由策士之文向法家文章转变，晁错、王安石等人是法家后学学韩的典范。《韩非子》文体多受后人模仿。东方朔将“难”体散文发展为“难”体问答赋，而王充、柳宗元将其发展为成熟的辩难式散文。《非国语》是一部“难”体笔记专集，其成书也受《韩非子》求真精神和辩难方式影响。陆机《演连珠》集连珠创作之大成，丰富了连珠创作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