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发展不断深入,国家问的竞争日趋激烈。一国能否在国际市场上立于发展的不败之地,取决于本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对于资源丰裕型国家而言,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不稳定性及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重等复杂形势,创新发展成为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源泉。按照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资源丰裕型国家应当根据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并以此参与国际分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传统的增长路径使资源丰裕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深陷资源“陷阱”之中。因此,资源丰裕型国家如何走出“资源诅咒”,能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解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的“扭曲”,让资源丰裕成为创新发展的“福祉”,这一系列问题发人深思。对芬兰、挪威及俄罗斯的创新发展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提炼出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一般理论框架与机制特征,更能为深受“荷兰病”滋扰的资源丰裕型国家的未来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从一个内洽的逻辑框架出发,对资源丰裕影响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发掘政策框架在纠正资源诅咒、解决创新激励扭曲方面的作用机理。本文按照以下结构展开：首先,介绍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并设定分析的逻辑框架。创新是资本追逐利润的结果,以企业家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为内在动力。但是当一国拥有丰裕的自然资源,并能获得自然垄断租和权利垄断租的情况下,创新的内在发展机制会被扭曲。此时,政策纠偏与制度设置将成为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次,梳理芬兰、挪威及俄罗斯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并抽象出三个样本国家创新体系构建过程中形成的共同特征及差异性。再次,运用已经建立的逻辑框架对芬兰、挪威及俄罗斯创新发展的现实选择进行分析,并提炼出资源因素对创新内在机制的影响。最后,对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水平及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通过理论分析、规范分析及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传统的资源导向型发展模式仅能为一国带来短暂的繁荣,若想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建设国家创新发展体系势在必行。且通过分析芬兰、挪威及俄罗斯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现实选择及效率水平,发现芬兰是资源丰裕型国家建设创新体系的成功典范、挪威是创新发展的次优者、而俄罗斯的创新水平相对较差。但是,三个样本国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都偏好于自主创新的路径选择、创新体系都具有社会导向性特征、且十分重视创新发展中的跨国合作。第二,丰裕的自然资源会导致创新发展的激励扭曲,致使资源丰裕型国家的创新发展难以基于纯粹的市场机制自发形成。以“政策导向”进行动力机制纠偏,是资源丰裕型国家实现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资源之所以没能将创新发展“挤出”,是因为资源丰裕型国家在建设创新发展体系的过程中从“三螺旋”体系、R&D融资体系及法律体系三方面进行了制度设置。第三,芬兰、挪威及俄罗斯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都会面对创新无效性的问题。当创新效率小于1时,芬兰通过改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间的生产率可以实现创新的有效性；俄罗斯则需要重视规模效率问题；挪威既要改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间的生产率,又要重视规模效率问题。当创新效率大于1时,决策单元处于超效率状态下,需要通过增加创新投入来实现创新发展的有效性。虽然三个样本国家都存在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但是该问题在俄罗斯的影响显著大于其他两个国家。这与苏联模式根深蒂固的影响、激进式的转型对生产链条的破坏、过分依赖资源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论文的创新之处是：第一,以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及约束条件作为出发点,推导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最优解,并基于“耦合性”对资源丰裕与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第二,通过研究芬兰、挪威及俄罗斯的创新发展体系,将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的制度与机制特征剥离出来。第三,利用规模报酬可变的非径向改进超效率模型对资源丰裕型国家创新发展体系的有效性进行量化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