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震云小说人物画廊中有二元对立的两种形象:小人物和大人物。作家客观真实地描写小人物的生存状况,站在小人物的立场上,和大人物进行沟通和对话,并且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对威权丑恶进行揭露和批判;大人物作为小人物的对立面,无处不在,小人物一直处在大人物的淫威之中。刘震云对这两种人物形象的塑造基本遵循了各自特定的模式。小人物塑造可以归纳出三种模式:原生态模式、囧化模式和畜化模式。小人物的生活环境是肮脏的,生活习性和生活方式是粗俗的,人物处于原生态中,也呈现出底层民众蓬勃的生命力,这是小人物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对生命顽强的另类赞美;小人物的生活状态是囧化的,他们都在经济的、精神的或者多重的困境中挣扎着,生命的历程中无论怎样努力都难以摆脱“仍在囧途”的尴尬;在残酷的现实环境打破内心平衡时,小人物很难与人类进行有效沟通,他们孤立无援,求助无门,只能在动物身上寻求心灵慰藉。大人物的塑造模式也包括三种:庸俗化模式、威权批判模式和心灵扭曲模式。无论是已经高高在上的权力核心人物,还是身处权力的阶梯上依然不择手段竭力向上攀爬的中间人物,都被作家给予庸俗化的描写,结果所谓的大人物光环彻底消失了;大人物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是因为他们拥有了权力的大棒,要揭露大人物的丑恶嘴脸,自然要对威权进行批判;大人物虽然大权在握,看似风光无限,但内心空虚,无止境的欲求导致他们心灵扭曲、变态。总体看,不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又被作家统摄在三种共有的模式下。首先,人物总是处在困窘——挣扎——突围——再困窘的循环状态中,这是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生常态;其次,所有人都被欲望所捉弄,被权力欲、生存欲、物质欲、性欲等等绑架,成为欲望的奴才,在权和欲的指挥棒下痛苦挣扎;最后,所有人物的正常生存轨道总是会被某些偶发事件阻断、转折,偶然、巧合成为人物命运的主宰因素。从小说人物功能性角度来看,作家刘震云在小说人物身上充分展现了创作主体的主体性,所有人物都被作家安排在为“我”所用的模式中,人物成为作家沟通、对话诉求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