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史的核心观照不应该仅仅是根据专门的《诗经》论著来论断所谓的派别是非。可以断言,很多当时的研究成果并未完全形成专门的论著,而文献存留的有限程度也使得这种通常的出发点适用程度不足。至于分出的派别、形成的门户,只是研究中极少数的人为设置,无法以此为依归来建构整个的研究体系。具体到汉代的《诗经》研究,四家《诗》在当时当然是显明可知的研究派别,但汉代的《诗经》研究不可能仅是几家几派的专利,更多的研究状况也应该被察觉和感知,尽管以现存的文献去具体描述还有着很大的困难。《诗经》研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诗经》意义的认定,而对于其意义的认定往往需要联系广泛的背景条件才有可能使之得到大致的呈现。但这样的背景条件与《诗经》研究史的建构并非完全能够形成专属的对应,这就促使我们寻求一种新的预设来建构《诗经》研究史。显而易见,《诗》在现代标点符号产生以前,并非总是确指所谓的“诗三百”。在没有现代标点的古代,文献中的“诗”具有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文献中的“诗”有些时候可以确定是“诗三百”,但很多时候并不能确定;二、文献中即便可以确定是“诗三百”或者说是《诗》的地方,研究者的理解在逻辑上也无法排除“诗”的多向意指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建构《诗经》研究史必须考虑将视野扩展到全体文献去考察“诗”的状况。以此入手,《诗经》研究史当中的许多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可以作为《诗经》研究史的预设,并被称为“诗”的名实演进。对于汉代《诗经》研究而言,除了“诗”与“诗三百”之间具有的名实对应,尚有“诗”与歌、歌诗、歌谣及文人所作的徒诗之间的名实对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赋虽不具“诗”名,但汉人对其认定完全以《诗》为依归,那么,考察赋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反映出时人对于《诗》的理解与认定。本文首章即着眼于此,重点考察汉代《诗经》研究的预设。“诗”与歌、歌诗等之间的名实对应实际上是汉人以《诗》的原初状态,即“诗”与《诗》尚对应时的状态来言说汉代的“诗”的结果。这样的处境使得汉代的“诗”虽然在本质上趋向于纯文辞的制作,却又无法完全脱离音乐而言说。而《诗》入汉之后音乐系统的亡失则使得创作者得到凸显,而《诗》在汉代的文本形态也使得《诗》义开始逐渐延展。《汉书·艺文志》中“诗赋”别为一略,则标示着《诗》义在更大的范围上的演变。第二章主要考察汉代的《诗经》编纂研究。在汉代“诗”与“诗三百”之间的严格名实对应逐渐破裂的情形下,“采诗”说就意味着汉人观念中先秦采得之“诗”在数量上是远远超出“诗三百”的。如此,“孔子删诗”说才有着首要的合理性。所谓的“逸诗”和“六笙诗”都不过是在强化着这种合理性。以此来考察汉人对于《诗经》体制编排的言说,则会发现“诗三百”入汉之后已非孔子之旧,那么,《诗》义在汉代也就必然发生新的变化。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对西汉和东汉的《诗经》研究予以考察。《诗》学分家是西汉《诗经》研究的重要现象,但《诗》的研习者甚众且并非皆可名家,说明成家需要许多外部机缘,非单一的学术自为。而四家之下“别自名家”的现象则标示着《诗》说的必然演变和《诗》义的增衍。赋与歌诗的复杂态势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包括“诗三百”在内的“诗”的意义指向显得错综与纷纶。那么,“诗本义”的提出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西汉不断出现的古文材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衬出官学的缺失,那么,未立于学官的《毛诗》就会与三家《诗》之间形成隐隐的对峙。光武中兴之后,今古学的争端相当明显,而且前期主要是关乎空间分布状态,即是否立于学官。《毛诗》当时在古学之列,在今古学之争的背景上显然与三家《诗》之间有着一定程度的对立。但今古学之争只是一定背景和条件下的争端和对立,并不能涵盖汉代经学的全部。对于四家《诗》而言,毛《诗》与三家《诗》之间有着一定的对立,但四家之间也有着共通之处,比如对于“孔子删诗”的认同。要真正考察东汉的《诗经》研究,仅执著于今古之分显然远非全面。东汉谶纬之盛使得整个学术的品格有了转变,立于学官者尤甚。《诗经》研究自然无法例外。但此时《诗》外之“诗”的发展则呈现出与此态势相异的若干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会使时人对于《诗》的认定出现一定的混乱。郑玄选择《毛诗》进行笺注,说明今古之分已经转向学术统系的序列。郑注的实绩也使得《诗》义形成聚拢之势并拥有了一以贯之的指向。正是在此意义上,郑注受到普遍的欢迎,《毛诗》因此而大显。一个新的《诗》学时代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