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解读了法国哲学家巴迪欧对"奥斯维辛之后"命题的重估。巴迪欧认为,如果从整个战后哲学界的角度来看,"奥斯维辛"命题的提出是一种"时代偏见"的体现。他指认了"诗学缝合"与浪漫诗学图式的错误,诗歌僭越了理性领域和政治领域,因此需要对大屠杀负责。在解除缝合之后,巴迪欧把纳粹与大屠杀的问题归还到政治学领域。但他又发现,我们今天对大屠杀的各种批判暴露了主流政治哲学只重视公众意见、将政治与伦理学绑定的缺陷。通过对这种政治-伦理学的反思,巴迪欧要求重新回到诗歌,而政治真理与现代诗歌之间的共通点在于超善恶、内在语言和单义性真理。一些诗人的作品展现了诗歌言说的可能性,巴迪欧通过解读他们的作品,试图从内部理解奥斯维辛事件何以发生。因此,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反思悲剧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