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为“一带一路”战略，这对于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和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也希望通过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推动贸易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繁荣。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贸易合作的重要途径。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通过对外投资为各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动力。因此有必要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双边经济增长影响。但“一带一路”沿线涵盖区域广阔、国家众多、文化各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因此受东道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营商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对外投资存在较大问题和风险。要想更好的发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各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需要综合考虑到东道国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结合中国对“一带一路”投资现状，本文选取了东道国治理水平、东道国基础设施、东道国环保标准三个变量分析调节作用。
　　本文通过GMM模型定量分析了“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和沿线国家双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分析了东道国治理水平、东道国基础设施、东道国环保标准三个变量对双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及区域异质性。
　　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各异的情况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和东道国双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对中国的促进作用，否定了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和质疑。(2)“一带一路”背景下，东道国治理水平、东道国基础设施、东道国环保标准三个因素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经济增长有调节作用。东道国治理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东道国基础设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经济增长有负向促进作用；东道国环保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3)“一带一路”背景下，东道国治理水平、东道国基础设施、东道国环保标准三种因素对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双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
　　最后，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推进“一带一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2)关注东道国治理水平，提高风险防范意识；(3)稳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注重东道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走可持续投资道路；(5)不断优化“一带一路”投资的区域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