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诗与现实相结合成为了国统区大多数诗人的写作共识。然而,对于何为“现实”及诗歌如何书写“现实”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国统区诗坛内部的分化与裂痕。同时,诗人们也通过文学及多种社会实践参与到了“现实”秩序的生成中。对于身处1945-1949年国统区这一特殊语境的诗人们而言,“现实”尚未形成一个清晰可把握的轮廓,它正处于多股力量角逐、竞争的交汇点,牵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问题域。流动、混融、尚未成形的“现实”首先需要被诗人整理、廓清、命名,然后才是争取、介入、改变。因此,“诗与现实”这一诗学命题中的“现实”并非一个抽象、静态的概念,它背后牵动着不同集团的利益关系和文学力量的博弈;“诗”的内涵也在与“现实”的联结过程中不断扩充和延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驳杂面貌。面对国共斗争这一新的现实,知识界和文艺界的裂痕日益扩大,越到后来诗人们越必须在现实中做出文学与政治的选择。因此,诗坛关于“诗与现实”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都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时代的焦虑情绪和紧迫感,有的存在明显的论争、对话意图。在这三四年间,新诗道路的“转折”不仅体现在随国共政治斗争变化的诗坛格局的重组中,“转折”的过程更具体而微地发生在每个诗人的内心变化和精神渴求里。无论诗人、批评家选择了何种诗学立场或诗歌阵营,此时,知识分子与人民、时代的关系作为一个共同的苦恼几乎笼罩了每个人的写作,相关联的还有诗人的人格成长及历史位置、诗歌的时代责任等一系列无法回避的思考。本文选取“诗与现实”作为重新切入1940年代后期国统区诗歌的视角,将其置于诗人的创作与其社会实践的关联、国统区诗坛与解放区文艺的互动、内战中国与二战后国际形势连带所形成的文学共振等多重网结中,同时,也将其放在四五十年代的文学转折里,从多维度的时空脉络中给予其开放性的观照,试图撬动日趋板结化的诗歌版图。勾勒出战后诗坛的大致地形后,本文将以诗歌文本为基础,结合与之相关的批评、事件,考察在这一特定的文学场内,“现实”如何作为一个包容力极强的关键词被不同人所“争取”,诗歌写作具体如何反映、介入现实,现实如何重塑了诗歌的面貌和诗人的抒情姿态、感觉结构、时代认知,以及作为批评尺度的“现实”在批评实践中如何被使用。论文力图围绕“诗与现实”这一问题线索去呈现诗坛的多种声音,勾连不同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之间的对话关系,将各种或互为补充或彼此呼应的声音放在比单纯的对立面更恰切的位置,以形成一种内部相对化的问题视野。第一章首先勾勒随战后国统区诗人的迁徙而形成的诗坛新格局,再将“现实”放入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视野中考察,为后续论述提供一个整体性的参照背景,随后按问题脉络来组织、呈现此一阶段诗坛有关“诗与现实”的理论探讨。第二章首先分析自40年代初以来部分诗歌中以“无弦琴”为隐喻出现的个人化浪漫主义抒情困境,再探讨穆旦提出的“新的抒情”在抗战胜利后如何可能。诗人们调整了自我在历史中的位置,“看风景”的姿态被一种考察社会问题的眼光所取代,但诗人在“风景”构图中的位置仍值得玩味。第三章围绕报纸、新闻媒介与诗歌写作的互动关系展开。报纸新闻作为诗人现实感的主要来源,重塑了诗人的感觉结构、表达方式,新闻标题、导语渗入了诗歌语言和形式。诗歌提供的“真实”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闻中“真实”的缺席,但诗歌对新闻的依赖又招致有关“新闻主义”的指责。此时围绕“时感诗”展开的批评尤其体现了国统区诗坛内部的分裂。第四章探讨诗人如何通过与公众世界对话来介入现实。献诗、书信体诗成为了诗人们参政、议政的有效手段,显露出诗人直接对现实政治发言的欲望。山歌、方言诗等诗体创制和对民间资源的借用,则服务于诗人对话特定读者群体的目的。诗人通过与不同阶层的人群对话,同时建立了自我与他者、与时代的一种具体关联,得以在错综的关系网内重构自我,找到与现实联结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