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是城市文明的表征，清末十余年，各城市的公共卫生机制纷纷创建，本文从医药行政、卫生行政和防疫行政三个方面，制度、人、观念等多个层次，对京津公共卫生机制的演进情况做了考察。 医生广告塑造的理想医生形象反映出清末医界存在的问题及出现的趋势。作为认识现象的庸医问题呈现了中医式微的过程。天津中医与《大公报》笔战事件折射出社会文化潮流的偏转。官方医药行政的创建及社会的改良努力共同推动着中医药走向近代。 清末十年是中国公共卫生行政的创建期，天津卫生局裁撤事件展现了多种卫生管理模式的冲突，折射出清末公共卫生机制近代转型的复杂性。外城卫生局是在天津影响下，北京创建专门局所的一次尝试，但最终在民政军事化潮流中为巡警行政取代。从卫生警察、卫生自治、卫生冲突三方面，笔者对京津卫生行政专业化、制度化和合理化问题也做了检讨。 清末防疫行政在各种矛盾的冲突与调适中走向近代。疫气说与疫虫说经由秽气联接，民俗避疫与清洁防疫并存，相应的避疫方式也处于混融状态。防疫行为冲突的背后是社会伦理与行政原则的近代转型。社会分化加剧，不同防疫机构问不断冲突调适。食品卫生管理在公共卫生行政中被边缘化，卫生启蒙过程中，先觉者与民众形成互动。 本文力图打破制度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界限，在公共卫生行政视野下重新铺陈“清末”历史的亮色，展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梳理出当今公共卫生行政中诸多问题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