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时间范畴、以蒋光慈和茅盾为剖析对象，集中研究俄苏文学在叙事艺术方面对中国左翼作家的影响。文章认为，同样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蒋光慈和茅盾却在创作艺术上选择了方向不同的道路。探讨他们不同的艺术方向跟他们所受到的俄苏文学影响之间的关系，对于反思政治观念的作用与艺术审美的突破有重要意义。 文章的主体部分从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叙事风格这三个叙事艺术要素出发，具体考察蒋光慈与茅盾创作艺术的不同表现以及他们的变化轨迹，并结合两人的文论思想和所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分析他们对俄苏无产阶级文学理论遵从与超越的表现。在叙事结构方面，蒋光慈早期注重以社会运动作为结构主线，大革命失败后，他更注重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茅盾却实现了从以写人物的现实审美感受为重到后来以政治理念为结构主线的转变。在人物塑造上，蒋光慈早期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阶级特征的共性图解，但它后期的作品却更追求展示生命个体复杂而深刻的精神世界；茅盾早期作品描绘的是个体真实自然的生命状态，后来却因为宏大社会主题的需要，更加注重描写人的集体性和阶级性。在风格上，总体而言蒋光慈的作品比较激进，煽动效果强烈，到了后期，因为他对人与社会的思考更加深刻、感情更为深邃成熟，作品因之呈现出一种冷静从容的美学特征；茅盾一直将抒写生活实感当成创作的根本要求，因而他的小说从总体上来看风格婉转而从容，但三十年代，他却有意识地减少了描写小资产阶级迷茫情绪的内容，转而描写复杂的社会，并加重了世界观的作用，作品因此充满了激越宏大的气势，但概念化的倾向也比较明显。这些变化跟他们在不同的时期接受了俄苏文学的不同方面关系密切，从而形成了他们既认可政治观念的指导又追寻艺术审美力量的复杂心态。 在结语部分，文章总结并反思了他们在生命情感和革命理念之间、在文学的感性经验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挣扎与徘徊，还通过分析他们的个性心理，在类型学的意义上分析了他们面对同样的资源却走了相反的艺术道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