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整治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推进污染防治,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呈明显下降趋势,生态环境得到大幅改善,然而传统的污染防治措施带来的环境改善是以牺牲部分经济利益为代价实现的,不利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生态创新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连接者,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然而我国目前仍存在生态创新水平较低,难以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等问题。由于具有“双重外部性”等特征,生态创新的推进离不开政府财税政策的干预。因此,如何利用绿色财税政策实现区域生态创新的突破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本文就从这一角度出发,研究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绩效的影响,并选择我国重要经济窗口——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来说,本文将政府的财税政策分为两类,分别是以支出界定的财税政策和以收入界定的财税政策,前者以节能环保支出为代表,后者以排污费、资源税等为代表,由于两类政策均可能存在对生态创新的“挤入”和“挤出”效应,本文将研究重点落脚于这一不确定性,以2010-2017年长三角地区39个城市为样本,分析不同类型财税政策对生态创新的具体影响。首先对生态创新绩效进行测度,本文分别采用单一变量维度、多变量维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维度三种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创新绩效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单一变量维度和多变量维度的评价结果一致,样本期间,上海、南京和杭州始终保持前三,但这些经济发达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较经济欠发达城市低;其次进行回归分析,分别以绿色财税收入政策和绿色财税支出政策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生态创新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绿色财税收入政策对生态创新具有“挤出”效应,政策效果欠佳,而绿色财税支出政策能够较好地促进生态创新水平提升;最后通过控制“十三五”规划政策、控制市场化程度、工具变量估计等方法对基本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文章基本结论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