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金融联系的紧密和国与国之间贸易的频繁,使得全球股票市场间的联动性日益显著,金融市场间的风险传递越来越迅速,风险溢出效应更加突出。随着东盟国家的开放地区主义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一带一路政策的开展,我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经济的联动性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从商品贸易额、直接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角度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相关性,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但是,美国和中国对东盟国家影响力的对比研究并不多见,关于中美股市对东盟国家股市溢出效应的对比变化研究却寥寥无几。本文分别利用中国股市和美国股市对东盟国家股市溢出效应变化展开研究。本文研究中美股票市场对东盟国家股票市场风险溢出效应的变动情况,根据最优Copula模型,计算得到极端风险溢出值CoVaR,通过CoVaR的变化体现中美股票市场对东盟国家股票市场溢出效应变动。首先,本文介绍了GARCH模型对时间变量的边缘分布描述,进一步归纳了几种常用Copula函数;其次,本文选出了最优GARCH模型对中美股票市场和东盟国家股票市场指数收益率进行边缘分布拟合,基于边缘分布拟合情况选出最优Copula函数得到中美股票市场和东盟国家股票市场的联合分布;然后,计算得到中美股市与东盟国家股市之间的CoVaR,分析风险溢出大小及变化;最后,基于matlab的Levene检验计算得到突变时间点,并结果宏观政策分析该点出现的原因。本文主要发现以下两点结论。一方面,我国股票市场对东盟国家股票市场的影响正在增强,而美国股票市场对东盟国家股票市场的影响正在降低。实证结果显示,上证综合指数(CN)对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综合指数(ID)、菲律宾综合股价指数(PH)的溢出效应已经明显强于美国道琼斯指数(US)对它们的溢出效应;上证综合指数(CN)对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SG)、泰国SET指数(TG)、越南胡志明指数(YN)的溢出效应略强于美国对它们的溢出效应;上证综合指数(CN)对富时马来西亚指数(MY)的溢出效应小于美国对它的溢出效应。同时,虽然美国股票市场对东盟国家股票市场仍然存在着正向且较强的溢出效应,但近几年来,美国股票市场对东盟国家股市场的溢出效应已经低于中国股票市场对东盟国家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以及一带一路政策以来,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溢出效应有显著变化。2010年中国—东盟立,使得中国股票市场与东盟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得到显著加强;2013年一带一路政策刚刚开始实施的时候,由于企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周边国家的干扰,中国股票市场与东盟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出现一段时间的减弱;2016年中央政府将“一带一路”政策正式列为十三五期间重大举措后,中国股票市场与东盟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又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通过总结前人对金融市场间风险溢出的研究可知,本文的研究创新点在以下三点:第一,本文在研究中国股市对东盟国家股市溢出效应的同时加入美国股市对东盟国家股市溢出效应作为对比,通过直接以及间接的方法突出中国股市与东盟国家股市间的相关性变化,是对中国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第二,本文直接利用Levene检验对CoVaR值进行检验,找到突变时间点,能够更直观地反映中美股市与东盟股市之间溢出效应发生突变的时间,并结合一带一路政策以及相关宏观政策对突变时间点出现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这对于研究中美股市与东盟国家股市间溢出效应有了更多的实际意义;第三,本文在一带一路视角下,研究中国对东盟国家股票市场溢出效应,反映我国宏观政策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辐射效应,直接体现我国宏观政策对东盟的影响,间接体现“一带一路”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