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半叶，伴随着接踵而来的战争，整个中华帝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重建道德、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命运成为晚清有识之士的共识。李伯元也以文学的方式积极回应了这一危机。不过，传统文人和现代职业文人的双重身份，使得他无论在对“旧道德”崩毁的哀叹，还是在对新道德的诉求上，都呈现出一种独特性，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文学”的独特理解。 在此过程中，“游戏”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李伯元所谓的“游戏”，既有对传统“文以载道”、“寓教于乐”思想的继承，但随着他将报纸与“游戏”结合，这一大众媒体所包含的娱乐性、消费性也融入到“游戏”中。这使“文学”在他那里兼具双重特性：既有梁启超式的“工具论”特征，也具备了市场社会的“商品化”性质，二者结合起来，给他的道德诉求带来了复杂性。但是，其影响又并非完全负面，正是“游戏”中娱乐性和消费性因素的存在，以及由此对市民社会日常生活中“消遣”、“休闲”需要的回应，使得李伯元对于“新道德”的诉求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下降到新兴的“市民阶层”，从而使新道德观念的萌生获得了某种较为坚实的基础。 本文以李伯元所编辑的《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绣像小说》及其创作为对象，分两个部分讨论这一问题： 第一部分以李伯元编辑与创作中的“游戏”风格为主要关注点，指出《游戏报》中李伯元“游戏”追求与消费性、娱乐性的结合，并具体分析这一结合在李伯元系列谴责小说中的体现，这种体现包括作品题材、体裁的选择，和“闹剧”式的处理方式等，并以此为观察视角，辨别了李伯元与“小说界革命”的关系。 第二部分具体分析李伯元编辑与创作实践中的道德探讨，本文认为，李伯元对道德的关注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妓德”到关注“官德”，最后转向关注“民德”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转变本身就与“游戏”的消费性追求密切相关，而在关注的具体过程中，也由于消费性“游戏”的介入，使得其道德探讨始终呈现出一种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从本以旧道德为立场的李伯元来说，当然是一种迷失。这种迷失，是由“游戏”造成的，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由其职业文人的身份造成的。李伯元由传统文人向职业文人身份转变的过程，也是其深深的迷失在“游戏”与道德的纠缠中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