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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西方学者李约瑟博士在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时候,曾经发出过这样的感慨:“现在我们的每一项发明,在古代中国都可以找到渊源”。他在1944年第一次提出为什么漫长的历史时期,长期领先于世界发展水平的东方为什么在近代出现发展停滞的问题,引发了超过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热烈的讨论。时至今日,针对这一学术界称之为“李约瑟之谜”(Puzzle of Joseph Needham)宏大课题的研究,在大量的东西方学者孜孜不倦地耕耘之下,已经在学术界结出累累硕果。 本文以美洲白银的大规模开发,通过海洋贸易流入明帝国,触发一系列制度变迁为线索,探寻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古代中国出现原因。作者在下列的研究推理论证出,明朝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不是缺乏可投资于工业的资本,也不是缺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创新需求,自然环境制约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根本原因有三个方面: 其一,科学作为人类探索自然、追求真理的本能,这一人性长期被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压制,其中官僚制度——科举和吏治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科学探索边缘化为个别科学天才的兴趣,无法被纳入社会体系,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 其二,技术无法与资本结盟,少数天才的科学成就始终只能停留在个人兴趣、偶发的行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只不过是资本与技术结盟的可见的制度形式和保障。东方社会强大的习惯法体系(宗法、行会和潜规则)极大地降低了社会对成文法的需求,使得漫长的封建社会,极其繁荣的商品贸易,也无法催生出保护商业资本的成文的法律制度。 其三,商业资本无法实现与国家权力的结盟。全民寻租的制度设置的出现,导致了无法演化出对最具生产性的商业资本,实现有效产权保护的制度安排。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古代中国也曾出现过相对于西方较发达的应用技术,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的强大制约,技术离开了科学体系和有效率的制度支持,由于土地要素市场过早的开放,崛起的商业资本通过对土地的投资,实现了向农业资本的投资和转化,从而失去了向产业资本转变升级的机会,抑制了中华帝国走出农本社会的冲动。 本文揭示了在明朝制度内卷的表面现象之下,是一系列的社会内卷化。尤其是下文中作者将会论证阐述的深层次的明清文化内卷、消费模式的内卷和政治衰败现象。基于过往的研究揭示出的消费的变迁对产业升级的巨大拉动作用,作者在此基础上开拓性地论证和引入了消费内卷这一概念,用于制度内卷的成因解释。这一系列的社会内卷化由此引发的有目共睹的结果是:在世界范围内,美洲白银掀起的贸易大潮之下,中国即使具备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条件,即出现了资本积累和商业兴盛的时期,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和思想启蒙,却无法演化出资本主义制度,最终错失了历史发展机遇,落后于世界文明发展大潮。 李约瑟之谜是一个启发性的课题,带出的是对种种现实问题的深刻反省(赵红军,2009),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在历史里。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整理,通过对突发的历史事件——美洲白银大量开发,并通过海洋贸易流入中国,试图寻找出导致明朝海洋贸易政策由开放到封闭转变的原因。并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从一个侧面对这一近代东方停滞的“李约瑟之谜”作出讨论和解析,希望借古喻今,对当下掀起的一场以“开放促改革”深化体制改革的热潮,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本文的安排如下: 通过广泛深入的文献概览和归纳总结,梳理和展示出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和现状,并对现有的假说性的研究成果进行考察评述。在Acemoglu(2002)以及张宇燕和高程(2004)对西方世界兴起的研究成果上,将其推出的货币冲击——制度变迁——经济增长模型的论证和优化,引入了一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模型,并在该模型下展开研究,希望可以达到和体现出对解释李约瑟之谜这一议题研究的创新意义和独特价值。在白银大潮冲击的背景之下,作者通过中华帝国官吏制度、经济组织、消费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考察,并且通过一定程度与西方世界兴起的比较,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内寻找制约资本主义制度在古代中国发端之谜。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理论创新:鉴于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在于约束条件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不同时期、不同的约束条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作者针对李约瑟之谜这一宏大的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突破了过往的局限于单一因素、单一历史时期、对同一议题的研究,引入了多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东西方文明发展的比较的研究,并将货币冲击——制度变迁这一研究思路进一步深化拓展、概念化和模型化,提出初步的理论模型,为后来的研究夯实理论基础。 模型创新:在前人的研究成果货币冲击——制度变迁这个二元模型的基础上,论证推出了三个中介变量:初始制度条件、经济组织和消费模式、幕僚制度。并论证阐述了这一理论模型的机理,尝试对李约瑟之谜这一制度变迁的宏大课题进行解析。 方法论创新: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新范式,在这些研究范式之下,将单一个体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宏大课题文明、国家、制度变迁研究,接受国家经济人的假设,将各种假说作为变量进行考察,强调和突出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分析,但不停留于交易成本分析,引入部分的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作为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