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早期历史上“天”之图像表现问题。“天”的图像表现问题,是对中国早期历史研究的疑难问题之一,事实上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两方面展开,即天象图的图像结构和图像元素的配置模式。第一章绪论部分总体性的概括了“天象图”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展开的基本思路与方法。第二章通过商周时期的卜辞文字以及青铜器铭文与纹饰来研究当时的天象系统及其图像表现形式的具体情况。首先通过对于卜辞“帝”之图像分析,而归纳出“帝”之图像的核心要点是一“十”型结构。然后通过对于卜辞中出现的星祭条文的梳理而得到一个呈“十”型分布的陪祭“上甲”之部族星辰体系。“帝”为至上神,“上甲”为商王室最重要的祖先在“帝”左右,其他诸方各自对应的星辰则分布于此“十”型之四边。由此得到商代的天象系统是一个天上的“十”型结构图形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搜集商周“十”型图像:包括卜辞中的类“帝”卜辞、“饕餮”纹中出现的篦型纹饰、亞系图像等等。通过对照性研究进一步阐明了“十”型在商周时期重要的文化内涵:“帝”之象征、王室之头饰以及神圣仪仗物。最后对尽可能的搜集到的散落于各处的星辰形象进行归纳,发现这些星辰形象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部族之星而存在的,其方位性也与部族方位相关。综上可知,商周的天象体系以“帝”及在“帝”左右的“上甲”为核心而呈“十”型结构展开的天象图形系统。第三章通过对于秦汉以“阴阳五行”、“天命”思想相关文献的图式化还原,并结合“璧”系礼器的形式化分析,而深入研究秦汉之际作为宏观意义之“天”的图像化问题。首先通过对于秦汉以来“星祭”文献的整理而得到当时星图之核心要点在于一“璧”式结构。然后通过对于两汉自匡衡而至光武“祭天”相关文献的图式化还原与对照,而归纳出这一图式体系中“天象”图像具有三大特征:以“天地”神邸为“阴阳”的直接象征形象;祭祀场所为“璧”状展开的重坛结构;各种象征元素以“五行”而为“璧”之“肉”部成环状分布。最后通过对于汉代几种主要用作礼“天”的“璧”系礼器的形制与功用的对照性研究,以图像的视角更加直观的阐释了汉代“以圆象天”传统之的内涵。可知,秦汉之际已经形成了一套以“璧”型图式为基本结构容纳了“阴阳五行”元素的天象图像体系。第四章则通过对于秦汉之际出现于墓葬环境中的“升仙天象图”的形式分析,而系统的研究作为微观意义即生命意义上的“天”之图像状态。首先就图像元素配置状况,可将其分为“古史”与“雍系”两类,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有无“古史”神王式的“阴阳”形象。然后通过对于“古史类”图像中出现的神邸形象及其元素配置情况的整体性归纳分析,而梳理出一条“阴阳”天神形象的演变线索,并与祭“天”图式中的“阴阳”形象相对照。再次通过对于“雍系”图像中的日月与星宿形象的分析,一方面阐释“升仙天象图”中以日月形式所象征的“阴阳”图像系统之演变,另一方面兼及其中出现的星宿形象的“路径化”演变倾向。因此在汉代微观意义上的“天”作为个体生命最终的也是最高等级的归宿而存在。在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升仙这一主题的过程中,“阴阳”形象为此类天象图之重心,而星宿形象以路径化的状态而不是“五行”结构存在于“阴阳”形象之周围。在这些研究的展开过程中,同时也兼顾到对主要图像的形式变化的对照性分析,由此而形成结语部分,主要观点有二:一为天象图之结构类型,由商周“十”型变化为秦汉“璧”型。另为天象图中“天”之神邸形式由商周一元“帝”变为秦汉二元“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