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唐·德里罗(1936-)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始终以改变人的精神为己任,以赋予作品以道德力量为自己的文学理想。对于他而言,文学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某种不切实际的“安慰”,而在于预见和呈现人类生存的危险,提醒人们思考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他在所创作的十五部小说作品中全面揭示了后现代时代背景下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危机,并关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和后现代理论家不同,德里罗没有直接从现代性的制度和精神及其合法性等理论层面来讨论后现代的危机症状,而是从后现代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现状出发,在作品中艺术地呈现现代文明与现代存在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后现代危机在德里罗笔下更多地表现为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生存意义的困境与困惑。德里罗作品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启发本文通过对“我是谁”、“身在何处”和“去往何方”的追问,展开对其小说中的后现代认同危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探讨,并阐释其在作品中所蕴含的对生存意义的探寻、对未来的思考以及作为作家的担当和情怀。本论文试图通过运用后现代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文学与文化的相关理论,对所选八部德里罗小说作品进行解读,力争较为准确、系统地诠释作品的危机主题,揭示作家对现代性后果的思考和对人类生存的关注。本论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绪论,介绍了德里罗其人其作、国内外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内容。这一部分对德里罗的生平和创作活动进行概述,突出德里罗在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作家本人的责任意识和对人类生存危机的关注。第二部分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题为“德里罗与西方后现代危机”。本章以现代性和后现代理论作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梳理西方后现代危机脉络。从尤根·哈贝马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丹尼尔·贝尔、皮提瑞姆·索罗金、和安东尼·吉登斯等理论家对于后现代危机的讨论出发,定义本论文的危机概念,说明现代性的恶果是后现代危机的根源;并从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科学技术对当代的统治、以及全球化的影响等现代性的后果出发,结合德里罗小说中的危机主题特点,建构适合本论文分析的危机理论框架。第二章题为“我是谁:现实与幻象中的认同危机”。本章以当代认同理论和相关文化理论为指导,选取德里罗的三部小说《天秤星座》、《谁主沉浮》和《大都会》为分析文本,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共谋下,由于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而引起的自我认同危机和社会认同危机。在对《天秤星座》的讨论中,分析主人公奥斯瓦尔德在自己的身份理想破灭之后,在无形的力量驱使下铤而走险、枪杀美国总统肯尼迪的举动,揭示人类在后现代幻象中寻求群体认同和建构主体自我的渴望;在分析《谁主沉浮》时,从个体作家与舆论“权威”——大众文化及恐怖叙事——的抗争、偶像崇拜群体中的个体因顺从领袖“权威”而迷失自我、恐怖分子群体和个体在西方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价值“权威”的强制认同下的施暴与被施暴等三个层面,展示后现代人类在文化危机和全球价值认同危机下的痛苦与挣扎;在对《大都会》的分析中认为,小说通过描述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人类在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浸淫下的生存迷惘,展现了在节俭、勤劳、自律以追求最终救赎的传统资本主义精神丧失后,以存在的意义感、价值感和方向感的缺失为特征的自我认同危机。分析指出,德里罗通过这三部作品影射现实,期待人类获得真正的主体身份、实现个体的人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解放。第三章题为“身在何处:自然与社会中的生态危机”。本章以中外生态理论为指导,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两个方面出发,探讨德里罗小说中所呈现的环境生态危机及其影响下的后现代人类精神生态危机状况。其中的“社会生态”泛指政治生态和人文生态等概念。本章选取《白噪音》和《地下世界》为研究对象,讨论当代人类在其身处的自然环境污染、生态灾难、政治比武、核威胁、全球恐怖等生态危机下生存困境;揭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指导下人类对于自身以外的自然以及“他者”的剥削与欺压。分析认为,德里罗试图通过这两部作品揭示危机和预示灾难;并在进行伦理批判的同时,提醒人类达到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的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德里罗最终将希望寄托在人类的执着信仰和神奇的力量之上。这和当今人类提倡的敬畏生命、世界的返魅、生态整体观等生态思想具有相通之处。第四章题为“去往何方:创伤与困惑中的精神危机”。本章聚焦于德里罗千禧年之后创作的《人体艺术家》、《坠落的人》和《欧米茄点》三部小说,运用创伤理论和后现代危机理论考察小说中所呈现的后现代人类在“失去”后的创伤、挣扎和自我赎救。在《人体艺术家》中,作者通过描写艺术家劳伦在遭遇丈夫突然死亡后的创伤心理以及她通过自觉疗伤而走出创伤阴影,传达了其艺术救赎的思想;在《坠落的人》中,作者通过对造成个体与民族创伤的“9·11”恐怖袭击根源的揭示,告诫人们关注自身的信仰危机和伦理危机;在《欧米伽点》中,作者通过描述对前战争分析师埃尔斯特因被卷入伊拉克战争而进入沙漠疗伤的过程,说明了美国先后在“9·11”恐怖袭击和伊拉克战争中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的事实,在两个不同层面观照人类创伤。分析认为,德里罗在这三部小说里对个体创伤中的脆弱生命的同情、对民族文化创伤的反思、对由贪欲所造成的灾难的哀叹、对人的意识局限性的认识、对人类生命以及宇宙存在的冥想、以及对人类终极命运的追问,无不出自他对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的深重危机的忧虑。在他看来,人类正处于自身的“欧米茄点”;只有思考存在的意义,才能实现人类的自我救赎。本论文结论部分在前文从三个不同角度对德里罗的创作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其作品所体现的危机意识、哲理思考以及作家的担当进行评析,阐明德里罗对于当代美国文学在生存观照、道德反思和责任参与等方面的价值。德里罗在其作品中呈现了后现代认同危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表达了他对后现代人类生存状况的忧虑;他呼吁人类信仰和伦理的回归,体现了他的救赎思想;他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改变人的精神,参与人类文明进程,从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德里罗的写作没有走出西方话语的框架;他对西方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失望,致使他将人类的出路寄托于宗教冥思和神秘的力量。人类只有跳出狭隘的自我中心思想,携起手来关注自己共同的命运,才能最终从危机中找到救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