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胜利后,阎锡山逐渐掌握了山西军政大权,在加强军事、政治、经济等控制的同时加强了思想控制。阎锡山这些措施却无法阻挡新思想在山西的传播,高长虹、高沐鸿等被新文化运动所“惊醒”,大量阅读五四时期的书籍报刊,并开始从事新文学创作。1923年暑假,高长虹、高沐鸿、高歌等在太原成立狂飙社;1924年9月,《狂飙》月刊在太原创刊。月刊刚出一期,高长虹便前往北京,并于1924年11月9日创办了《狂飙》周刊。此时的北京,曾经偏离“思想革命”道路的新文化运动派已经认识到继续进行“思想革命”的重要性,并于1924年底先后创办《语丝》、《现代评论》等开展“五四后思想革命”。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狂飙社成员在《狂飙》周刊第14期发出了“我们要作强者,打倒障碍或被障碍打倒”的誓言。遗憾的是,周刊出至第17期便因种种原因停刊了。在这种情况下,狂飙社成员只好将文章拿到《京报副刊》发表。从狂飙社成员对杨振声《玉君》的批判可以看出,狂飙社成员此时批判的主要对象是现代评论派。《狂飙》周刊期间,高长虹便得到了正在寻找“破坏者”的鲁迅的赏识。周刊停刊后,以高长虹为首的狂飙社成员加入了鲁迅组织的莽原社,鲁迅创办《莽原》的目的是开展“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即进行“思想革命”。创刊不久,女师大事件、五卅惨案先后发生,鲁迅不得不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在这两方面,《莽原》周刊上鲁迅的文章明显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莽原》周刊仍然办得有声有色,狂飙社成员高长虹、尚钺、高沐鸿、常燕生等功不可没。莽原社主要由狂飙社作家群和安徽作家群构成,这两个作家群在莽原社成立初期便产生了矛盾。莽原改组时,尽管鲁迅想方设法让自己麾下的两个“集团军”都留在莽原社,高长虹却因种种原因辞谢了《莽原》半月刊编辑责任,先后创办了《狂飙》不定期刊、《弦上》期刊。1926年4月,高长虹偕郑效洵到上海开展“狂飙运动”却出师不顺,狂飙社成员的稿件只好再次拿到《莽原》半月刊发表。1926年10月,《狂飙》周刊在上海复刊,以“建设新的科学,新的艺术,新的思想”为宗旨,意图在中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狂飙运动”。“新的科学”主要指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经济学,“新的艺术”主要指文艺和戏剧,“新的思想”被对“新青年时期”的批判所代替。在当时的中国,尤其在北伐战争已经开始并逐渐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还想以这样的“科学”、“艺术”来拯救中国,最多只能说是一种美好愿望。狂飙社所谓的“新青年时期”指从《新青年》到《语丝》这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对鲁迅、周作人的批判是题中应有之义,只不过后来的围攻搀杂了不少私人因素,致使批判意义大打折扣。种种迹象表明,狂飙社围攻周氏兄弟还受了书店老板怂恿——希望他们像创造社一样用“打架”的方式“杀开一条血路”,但事与愿违,围攻反而加速了周刊的停刊。周刊停刊后,狂飙社成员分散各地:高长虹到杭州养病写作,向培良、高歌应潘汉年之邀到武汉主办刊物。1927年底1928年初,狂飙社成员再次会聚上海,先后创办了《世界》周刊、月刊。1928年8月中旬、11月初,狂飙出版部和狂飙演剧部先后成立,不但出版了《长虹周刊》、《狂飙运动》月刊、《狂飙出版部》不定期刊、“狂飙丛书”等,还在南京、北京、天津等地开展狂飙演剧运动。但由于远离社会、生不逢时、思想分歧等原因,“狂飙运动”于1930年初夭折。在狂飙社存在的6年多时间里,先后有10多个省市的49人加入(单就有姓名可考的人而言),已知他们创办了12种刊物共出版103期,出版丛书4种共26本。由此可知,狂飙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全国性、综合性社团。就是这样重要的一个社团,相关资料却没有整理过,研究的人也很少,所以非常有必要加强狂飙社研究。由于狂飙社具有存在时间长、参与人数多、活动范围广、涉及领域宽等特点,所以加强狂飙社研究具有以下五方面意义:一、有助于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二、有助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三、有助于西方文艺思潮如“狂飙运动”、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四、有助于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如尼采哲学、无政府主义思想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五、有助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在中国传播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