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以来,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82.71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工业增加值约28万亿元,粮食总产量达6.18亿吨以上,在供给侧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自然资源过度消耗,产业结构失衡等相应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也较为凸显,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人民的幸福指数。近年来,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生态文明”、“两型社会”、“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中国”等概念被相继提出,彰显了“绿水青山”的重要性。种种迹象表明,如何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能源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已成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务之急。绿色增长是一种环保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区别于传统资源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增长更加强调经济、资源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实现在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国地域广阔,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技术条件和资源禀赋也相差较大,资源利用水平和排污水平各不相同。为了探寻研究绿色增长模式和中国绿色增长的效率及其空间聚集度,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首先,通过对经济增长理论、绿色增长理论、效率理论与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进行简要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并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掌握课题相关的前沿动态,在此基础之上确定了本文研究内容,构造了研究框架。然后,基于数据的连续性与可得性,本文选取了 2004-2014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在对中国绿色增长现状进行了分析,掌握了各省际单位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的现实状况,并在此基础之上对中国环境污染排放指数进行了测算。把其作为非期望产出代入DEA-SBM模型中,结合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模型分别测算了中国省际区域的绿色增长效率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评价了中国省际区域的绿色增长水平。继而,根据中国各省份所处的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现状,构建了基于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以及地理经济综合矩阵,并利用空间计量分析工具对中国绿色增长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空间相关性分析与空间聚集分析,探讨其空间分布、空间集聚与跃迁规律,进而通过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从政府管理的视角探究了区域创新能力、外商直接投资、财政分权度、政府规制水平、城市化水平、环境规制水平等因素对中国绿色增长效率产生的影响。概括起来,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绿色增长效率呈现出典型的“东高西低”的空间布局。东部地区绿色增长效率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中国省际绿色增长效率在四种权重矩阵下均显示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大多处省市处于“高—高”和“低—低”空间俱乐部内,且在十年间维持在原有的位置不变。(2)就全国层面而言,中国每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数值均大于1,表明全国范围内的绿色增长效率持续提高,绿色增长关注度加大。年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2004-2014年的周期范围内呈现出震荡式发展的趋势,没有明显的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之上,本文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绿色技术进步指数与绿色技术效率指数,其中技术进步指数在时间周期内的数值均大于1,而绿色技术效率指数则呈现出震荡变化的态势,表现为在2007-2011年间大于1,而其他时间周期内则小于1。由此可见,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主要来自于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在邻接矩阵与距离矩阵下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集聚区规模按从高到低依次为“低—低”、“高—高”、“低—高”和“高—低”,并且超过半数的省份在十年间进行了集聚区之间的跨越。(3)本文选用合适的空间计量面板模型对省际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在全国整体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四个层面上研究了区域创新能力、外商直接投资、财政分权度、政府规制水平、城市化水平、环境规制水平等因素对中国绿色增长效率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绿色增长效率的自回归系数在所用情况下皆显著为正,空间溢出效应再次得到印证;由于创新导向的不同,东部地区环保型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助于绿色增长效率的提高,而在中部与西部地区生产效率型创新却没有起到对绿色增长显著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三大区域内都促进了绿色增长效率的提高,“污染光晕”现象被证实;由于地方政府对区域发展规划的不同,财政分权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增长,但对于东部地区而言,虽然实现了经济体量的增加,却没有促进绿色增长效率的提高;政府对于公共事业支出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改善东部地区绿色增长现状,却对中西部地区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城市化程度的加深能够加速东部和西部地区绿色增长效率的提高,却无法显著影响中部地区的绿色增长进程;环境规制作为政府环境治理过程中最常用的手段,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由于排污费收取项目设置的不合理,费用型环境规制不仅没有对西部地区的绿色增长效率的提高产生促进作用,对东部与中部地区的绿色增长进程无益,某种程度上讲起到了抑制作用;而由于环保资金的不科学使用,投资型环境规制也没有对东部与中部地区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某种程度上讲对西部地区的绿色增长具有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