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低迷、内需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结构转型的的难题,但是与居民消费意愿不断下降的现象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居民的住宅越来越豪华,道路上私家车越来越多,人们使用的通讯工具、家用电器也越来越高档。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国的居民消费并非整体低迷,而是结构性的失衡,居民消费中地位性、攀比性的消费需求高涨,而一些非地位性消费则持续低迷,本文认为这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有关。一直以来国内关于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层出不穷,但大多研究都忽略了居民消费的非独立性和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背景,一般基于绝对收入假说,认为收入不平等加剧了社会财富向上聚集进而导致全社会的消费倾向降低。本文则考虑居民消费决策过程中的攀比和地位寻求行为,认为收入差距扩大后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其他家庭形成“示范效应”,中低收入家庭出于地位寻求和攀比的动机,也希望能够拥有高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特别是希望通过可视的、具有对比性的地位性消费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因此地位性消费需求高涨。这种现象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确实得到了印证,美国自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的拉大造成了全社会的过度消费。但同样是收入差距扩大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却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国社保水平较低、信贷市场发展相对不完善,居民普遍存在较强的流动性约束,难以提前消费未来的收入,更不敢花光现在的收入,只能通过省吃俭用压缩日常消费来满足大额的地位性消费,这就导致了储蓄动机的进一步增强,形成了对消费、特别是非地位性消费的抑制,导致了消费的总体低迷和结构性失衡。所以本文认为消费的低迷和结构不平衡与收入不平等加剧有关,收入不平等加剧在地位寻求动机的作用下刺激了居民的地位性消费需求,而我国消费信贷不发达、社会保障水平低,人们普遍存在信贷约束以及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大环境下,消费者受到较强的外在和内生的流动性约束,只能通过储蓄来实现诸如汽车、耐用消费品、住房等大宗地位性商品的消费,这无疑又加强了消费者的储蓄动机,居民家庭为了实现对大额地位性消费品的购买以及可预期到的将来的地位性消费支出,只能进一步增加储蓄,这就又拉高了储蓄率,对非地位性消费形成挤出,也造成了消费的总体低迷。本文将地位寻求动机和流动性约束引入效用函数,提出了一个跨期的消费模型,推导出消费者通过抑制当期非地位性消费来积累当前和未来地位性消费的内在传导机制。在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本文也将居民消费区分为地位性消费和非地位性消费两大类,通过一系列的计量模型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加剧对地位性消费的刺激作用和对非地位性消费的挤出作用,通过分组对比的方法验证了地位寻求和流动性约束在其中的作用,证明了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的结构性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本文详细分析了我国目前的消费环境和居民的消费特征,将地位寻求理论引入消费模型中,分析了在目前制度环境的背景下,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总消费、地位性消费和非地位性消费的影响,对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高储蓄和高地位性消费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环境,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背景和环境第一是消费偏好的非独立性,我国居民消费的攀比性比较强,消费偏好和消费类型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第二我国居民消费还面临流动性的约束,包括信贷系统不完善造成的外在流动性约束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造成的内生流动性约束,这些都增强了居民的储蓄动机,使得消费行为更加谨慎。因此讨论收入不平等背景下居民家庭的消费特征也应该基于这些背景和环境。本文对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回顾和评述,梳理国内外关于收入不平等与消费问题的相关研究。国外的消费理论对收入不平等问题一直不够重视,国内关于收入差距对消费影响的研究很多,但大多是基于绝对收入假说,没能考虑消费的非独立性,考虑消费决策中“示范效应”和攀比的作用。因此本文希望能通过地位寻求解释收入差距对消费的影响,提出收入差距如何影响地位寻求行为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一套完整机制。本文提出了一个跨期的消费模型,将地位寻求动机和流动性约束引入效用函数,推导出家庭地位性消费和非地位性消费的跨期效用理论框架。消费者在收入不平等和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对当期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存在为了应对内生性和外生性流动性约束,通过抑制当期非地位性消费来积累当前和未来地位性消费的资金的内在传导机制。最后用静态比较分析法深入分析了收入差距、信贷约束以及社会保障等因素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路径。实证分析中,本文分别对居民家庭消费中食品、衣着、居住等8大类消费进行分类,根据各类消费支出对家庭社会地位的影响确定了其的地位属性,明确了地位性消费和非地位性消费的内容。然后通过构建跨期消费计量模型,对理论模型实证并验证了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双重作用:增加地位性消费的同时挤出非地位性消费,并且通过分组对比的方法明确了地位寻求动机和流动性约束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证明收入不平等加剧是通过人们的地位寻求动机对地位性消费形成刺激,又因为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形成了对非地位性消费和总消费的挤出。根据理论和实证的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攀比风气和流动性约束是收入不平等加剧背景下导致消费总体低迷和结构性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应该抑制过度的地位性消费,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的地位性消费,减少攀比之风;并且调整信贷投放结构,鼓励居民的非地位性消费,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化。